言论

中央出手稳定香港“一国两制”/郑赤琰教授

行政主导立法是政府稳定的基石,否则行政机构所提出来的立法与政策在立法会过不了关,行政也就无可作为。

就以英美的政制为例,英国的政制由行政主导立法是常态。因为国会选举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便有组织内阁的权利,而这个内阁便是行政机构,其阁员由执政党的领导层出任,内阁通过其国会的多数,要通过立法与政策也就不在话下。

美国政制规定总统(行政首长)由全国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其民意基础远比国会大,何况国会又分成众议院与参议院。前者由全国435个选区投票产生,即共有435名众议员。后者由全国50州每州两个议席共100个议席代表50州的利益。

由此说来,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其民意基础是无法和总统比的。再加上参众两院分开投票,两院都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阻止总统的立法提案,一难也。加上总统出自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两党势均力敌,很难出现一党控制参众两院多数(目前总统是民主党的拜登,参、众两院也由民主党控制,比较少有),总统要主导立法也就变成常态了。

确保行政主导立法

由此可见,英美政制设计,是要确保行政主导立法,不这样的话,行政根本无法运作,政治也就无法稳定。

香港的反对派之所以能成功破坏行政主导立法,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只要用尽办法阻难政府立法,他们便可反转来主导行政,也就因此做到了变相的夺权。自1997年主权回归以来,行政在所有重大立法或政策都在立法会受挫,跟着政治与社会全面动乱,要想挽救这种局面,想法在政制上确保行政主导立法的政制改革,也就势在必行。

显然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看清了问题所在,针对特区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在其通过的“决定”中,提出了的改革有三大要点:第一、有关特首选举方面,把《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改为“提名委员会”,特首候选人只能由此“提名委员会”提名,而且要求候选人必须是“爱国者”,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第二、有关立法会选举改革,也由“提名委员会”负责提名候选人,也要求候选人必须符合“爱国者”的要求;第三、“决定”也对立法会作出改革,由原来的两类议员(即功能组别与地区直选两种议席)改成三类,即直选议员,功能组别议员和“选举委员会”选出的部分议员。

在这三类议席的改革中,原有的地区直选议席交由地区选举一人一票产生办法不变外,原有的40席(包括超级选区产生的5名议席与地区直选议员35席)将会改变,在改革后规定的90席中占有了大比例,将由中央派员广泛咨询市民归纳意见后,再由人大常委采用“附件”方式列入《基本法》决定。

总之总共90席的立法会议员分别由三类议员组成,各占多少席,经过广泛咨询港人后,当会有决定。

就由“决定”作出的说明,与其拟定的改革原则来看,最重大的改革有见于“选举委员会”所被赋予的任务!包括确保“爱国者治港”,特首与立法会议员的爱国审查这一关确保后,今后的行政主导立法的政制实践便能确保无误。

过去二十多年立法会所见到的乱象也势必会得到改善,过去的乱象出于议员中存在主权分裂主义者,反中乱港分子,因此他们的议事行为实在超出正规的议员守则,像议会打斗、拉布、想尽办法阻挠重大议案、瘫痪政府运作等,都是出于他们志在破坏,不在服务。只要换上“爱国者”,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可预期得到消除。

其次,“选举委员会”由原有的1200名扩充到1500,原有产生委员的团体也会在咨询港人意见后,展开重组,就近日中央大员在港召开的六十多场民意咨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大家围绕着“爱国”要求,纷纷提出了建议,原有“反中乱港”的团体也多被点名,并建议取消他们的委员资格。

爱国团体被提名

反之,不少爱国团体被忽视的,也多被提名,相信中央在听取港人建议后,当会在其稍后提出的“附件”文件中,有所规定,这种针对“提名委员会”的改革,对于今后的政制安定也会有很大的助益,因为这改革体现民意基础当会更广泛、更均衡、更全面,过去一面倒像个人的民意权利与竞争原则,对于更具民意的利益团体、文化团体等,都被边缘化,才因此出现个人主义太突出,太霸道,个人为所欲为的风气太狂妄。

今次强调重视民意团体的政改,对于“一国两制”有很大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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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瞄准统一大市场 郑永年倡导“港澳+”

作者:黄杰

澳门推动产业多元化,以中国创新科技改善澳门赌业独大,对一国两制的发展极有启发,郑永年倡“港澳+”瞄准统一大市场。

澳门回归25周年,各方继续关注产业多元化的进程,新特首岑浩辉竞选时提出成立产业多元发展基金,加快发展“1+4”产业(会展商贸,中医药业、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他近日在北京获任命后向各界转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经济多元化,并指要落实融入大湾区及横琴深度合作区的第二阶段发展。

澳门长年一赌独大,赌业占GDP比率从回归后的约30%多连年上升,于2010至2014年间达到了约60%的高峰,在当局大力推行产业多元化后降至50%,然而随着疫情对观光、赌业的毁灭打击,如今赌业仅占澳门GDP 30%多,虽仍在复苏,但却意外地腾出空间供其他产业发展。

例如,澳门积极打造大学城,建立了10所高校,今年共有逾6万多名师生,内地学生占了重要比例。庞大的人才训练体系有助推动产、学、研对接,让小小澳门成功发展出太空产业,从参与中国大陆的“嫦娥”科研工作开始,世界首颗低纬度地磁卫星“澳科一号”去年亦正式投入运作,今年选出的澳门太空人也将会参与登月。

澳门同时透过每年举办“科技周暨创科成果展”等活动推广科技创新,在刚过去10月中旬的展览上,机械人、共享无人机等“黑科技”大放异彩,现场亦设有深圳馆,让澳门民众率先体验低空经济的未来。

金融避免与港重叠

知名学者郑永年2018年曾批评澳门,指其产业多元化政策“看不到明确转型规划”,呼吁官员要到新加坡考察,学习当地高端产业、制药业的产业政策。他当时指澳门可发展金融经济,但要培养自己的特色,避免与香港重叠,亦可尝试发展技术类型产业。

随着中国创新的崛起,但又面对美国打压,郑永年警惕中国要避免“中等技术陷阱”,他指深圳等地有很多潜力巨大的科技,有待统筹发展,他5月受访指:“最近我一直提倡‘香港+’,如果我们能把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科研的能力能够统筹协调发展的话,我觉得可以跟美国加州比一比了。”

10月,针对澳门选出新特首,郑永年再次发表对澳门发展的看法,并将“香港+”扩充成为“港澳+”,指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横琴可以率先践行“港澳+”模式,即在全面对接衔接港澳规则规制的基础上,加上新的规则规制……从而实现基于统一规制规则之上的大湾区区域共同市场。”

郑永年指,横琴无疑是特区中的特区,鉴于澳门地理面积很有限,对接大湾区无疑是澳门发展的必要动力,他称:“融合不是要变成‘一’,而是根据各自优势来发展,最终形成统一大市场。”

一国两制非一成不变

澳门的多元发展除了会改变一赌独大的经济结构、以赌业为中心生成的社会风貌,更证明了“一国两制”并非一成不变,不是拒绝改变的阻力,而是改变的动力以及框架,需妥善长期经营。

过去一国两制的流行论述(不少持反对北京立场)往往聚焦香港经验,忽视了澳门经验,并片面地将并置的“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解读为一种“河水不犯井水”的割裂关系,或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把“高度自治”或“50年不变”高举成为阻碍对接中国大陆发展的藉口。

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不但对香港、澳门未来影响深远,日后更可能涉及台湾问题。然而,香港出于其殖民史、民众与殖民者的友好关系等特殊经验,过往“一国”常被反对派曲解为来自中央的政治干预,并同时将“两制”理解为(应要免于政治干预的)自由市场,并以此质疑任何与中国大陆融合的发展计划为违背市场逻辑的政治任务,背后是香港意识形态中“大市场主义”的神话作祟,认为政治干预就是低效灾难,是来自不事生产官僚的影响,香港民主派从多年前否定西铁线、反对大湾区,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澳门经验对于一国两制实践的补充在于它肯定了政府对于发展产业的积极作为,介入市场运作的产业政策并非是在伤害市场,而是对于原来单一化或垄断结构的修正。

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一国两制下,澳门保留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可是在产业政策上也一改过往葡国殖民者(尤其在1·23事件后)的“放任”管治风格,主动利用与中国大陆衔接的地理之便和大湾区融合的契机,成为应对澳门社会长期转型问题的动力。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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