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中美之争是“文明冲突”?/谢诗坚

真没想到中美贸易战在近期恶化后,又出现另一把声音:中美正在走向“文明冲突”。这种冲突论是由美国挑起的,以争取西方世界或说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和她站在一起,打败“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已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生存,更甚者,中华文明已深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影响,这是西方文明所不能允许的。

这种理论是缘自于美国著名学者塞穆尔·亨廷顿(1927-2008)(哈佛大学教授,曾任总统顾问之一,也是《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所提出的;1996年,他将其论文深化和用历史实例印证确实存在“文明的冲突”,在汇集成书后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亨廷顿看来,经研究后,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在书中,他提出世界共有八大文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中华文明,应有5000年的历史,它不仅包含了儒教(儒家思想),也带有佛教乃至道教的思想。

(二)日本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三)印度文明,拥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它不但是一个宗教,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印度文明的核心。讽刺的是,也是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最终以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进入中国和南亚国家,无法在印度根植和发扬。

(四)回教文明,它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而后版图迅速扩大,以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为最顶峰;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瓦解了,回教统领的国家也出现分裂。尽管土耳其在战后一直要靠拢西方的欧盟和北约机构,却不得要领,因为基督文明不能接纳以回教立国的土耳其。



(五)西方文明,出现在8世纪左右,分布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及殖民地国家等地,有时也被统称为基督文明。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十分敌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更在1990年成功地瓦解苏联及其盟国回到西方阵营,取消《华沙公约》和共产制度;不过,美国后来认为她与苏联的对峙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也因之东正教又在前苏联的国家兴旺起来。这种逻辑是为俄罗斯的“和平演变”说好话。

当然,比较不重要的还有(六)拉丁美洲文明、(七)东正教文明及(八)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美国打“无核”战争

根据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石齐平的分析,自去年开展的中美贸易战未见有显著的成效后,最近美国国务卿逢佩奥(前中情局局长)正在制订打一场“不同文明之争”的战略。

为制造舆论,特朗普总统近日突然实施紧急状态来封杀华为及中国的电动和通讯企业。这种如临大敌的制造人心浮动,是企图让西方人民相信世界和平的威胁来自中国,而且是因为文明冲突所致,美国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打一场“无核”战争。

在较早的时候,特朗普已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加挞伐,并要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美国一道埋葬社会主义制度;委内瑞拉也就成了美国诅咒的羔羊,当然,矛头还是对准中国。

如果特朗普以为美国已“成功”地压下或遏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及西亚地带冒起的极端回教势力,是时候转向对付中国了,那美国又是犯上另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根据经济学者何清涟对亨廷顿著作的解读,她认为两个月前在纽西兰发生自称法西斯主义者的嫌凶表白,他对付回教堂是在体现其廉价的政治正确。

无独有偶,3天后(3月18日)在荷兰又发生一起枪杀案,嫌凶是土耳其人,也引发西方社会担心恐袭活动会卷土重来。

如果说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亨廷顿已公开宣称文明冲突的战火已燃起来,是极端回教恐怖组织向西方文明宣战,从而形成了“西回文明的冲突”,那么,打恐战争也加入了中国在内; 未想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后,他引用“修昔底德陷阱”把中国当成新崛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因为世界只能有一虎,不能有二虎。

西方文明与回教文明的不可协调的恩怨由来已久,才有层出不穷的流血事件发生,它的最新源头就是在1948年在美英扶持下,在巴勒斯坦立国的以色列,终于引发回教国家与西方国家之战,反倒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立国的时机。

从亨廷顿的立论中,他又发现回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印度文明有较深刻的矛盾,反而与中华文明保持距离,而不是“天敌”,例如中国与伊朗的友好及伊朗与美国的交恶就是一个例子。

除非特朗普能向西方社会证明中华文明是不能与西方文明共生的,而且对西方是一个灾难,否则抬出“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及“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是不够说服力的,也不意味着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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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特朗普vs中国2.0/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张湖月(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

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2019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系列推文,要求美国企业“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方案”,并将生产移回美国。这一要求导致股市暴跌,也对所有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发出了警告。

虽然特朗普最终缓和了其立场,但这一威胁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也是世界在他即将重返白宫之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总统有权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断绝联系,而且想什么时候断就什么时候断。

在完胜贺锦丽之后,特朗普以冲动粗暴手段处理外交事务的幽灵似乎正在逼近。如果说他的过往行为预示着些什么,那就是美国企业界或许很快将面临另一轮针对中国的反复无常、高风险操弄——说不定还会更糟。

美国宪法将外交事务的权力同时授予总统和国会,其目的是通过立法监督来约束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但近几十年来这种平衡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

“国家安全”无限扩大

外交政策现在几乎完全集中在行政部门且基本不受任何制约——政治学家认为这种趋势是党派偏向性上升和国会专业知识下降的结果。

由于两党都倾向对华采取强硬手段,特朗普将拥有更大的自由去打击中国。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一词已被证明具有极大解读空间,其含义远远超出了国土安全和网络安全等传统关切,如今涵盖了从跨境数据流动和供应链漏洞,到保护那些被认为过于重要而不能被外国竞争对手主导的行业等所有内容。

这种宽泛定义,使总统能够某些采取十年前无法想象的行动。

特朗普及其继任者乔·拜登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制裁华为和中兴;下架TikTok;阻止中国投资某个手机约会app;发起备受争议、主要针对在美中国科研人员的“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禁运;限制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的投资;以及最近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和电池征收100%关税。

扩展“紧急状态”定义

许多这些激进政策只应在紧急状态下实施。但“紧急状态”的定义也被大大扩展了——现在还包括遏制中国崛起。而当特朗普于2025年上台后,行政部门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非常措施的能力和意愿可能会大大增加。

虽然美国法院有权审查总统权力(正如它们阻止特朗普下架TikTok和微信一样),但对外交政策的监督却有限。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联邦法院历来都相当顺从——当国会和总统意见一致时更是如此。

最近TikTok相关立法的通过表明了国会如何可以在司法裁决限制下迅速夺回行政权力。这让TikTok和其他中国企业与行政部门反复敌对态度的不懈斗争显得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打地鼠游戏。

美将重蹈中覆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的权力集中与美国领导人严厉批评的中国治理模式如出一辙。正如我在《高压线:中国如何监管大型科技企业和治理经济》一书中所述,过去十年中国政治权力的巩固往往导致政策大幅波动,从而损害投资者信心,抑制创业精神。

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些失误——从冠病疫情应对不当到对科技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再到如今对日益严重的通缩风险反应迟钝——都应成为前车之鉴。

而美国也已经开始感受到其对华敌对政策带来的意外后果。中国行动计划导致中国优秀科学家大量外流,其中许多已返回国内。与此同时美国严厉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效力正在减弱。

华为最初在这些措施下举步维艰,但最近却在国家支持和实现自给自足的坚定决心下蒸蒸日上。

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有可能造就一个更加坚韧的对手——它正因为受到针对性压制才变得更加强大。

民主的流失

但美国那些政府机构非但没有重新评估其强硬策略的效力,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制裁和限制。即使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已被“终止”,但依旧在以几乎不加掩饰的形式存在。

目前为止关于中美竞争的讨论大多将中国崛起视为美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催化剂。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这场冲突也可以追溯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民主缺失。

如果美国采取日益极端的措施来遏制中国(正如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很可能会发生的那样),那它就可能扩大这种缺失状态——并成为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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