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中英抗疫各显神通/甘德政博士

2021年进入7月,东西方有两件大事令人眼前一亮。

第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庆典上,7万人齐聚在天安门前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演讲,无一人戴口罩。

第二件事是英国举办欧洲杯,6万人挤爆体育场,狂热呐喊支持足球队,几乎没人戴口罩。

这两件大事,全球观众通过网络直播看得一清二楚。对于身处疫情高峰的我国人民来说,看到中英两国抗疫手法的现场示范,真有百般滋味在心头。

中阻疫情于苗头

先说中国的抗疫模式。冠病疫情在去年爆发时,中国的举国体制让人印象深刻,包括全面锁国封城、高速建立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社区检测等强硬措施,以“清零”为防疫目标,有效将冠病确诊率和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中国在疫情趋稳、逐步解封后,青岛、广州和最近的云南瑞丽再度爆发疫情时,中国当局可以集中全国资源投入这些疫区,以最快速度将疫情扑杀在幼苗之中,不让其成为燎原之火。

英国的抗疫模式则不同。以贸易立国、重商主义和资本至上的大英帝国,数百年来在对抗疫情的手法上,和欧陆国家相比显得更加宽松,因为英国人在经济和政治思想偏好自由贸易,普遍反对会影响商业活动的船只检疫和隔离政策。

英把冠病当流感

中世纪的黑死病大瘟疫让英格兰丧失了一半人口,存活下来的后代子孙带着病原体的免疫力到全世界攻城略地,靠病菌消灭和征服了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成就了大英帝国伟业,这段历史也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抗疫思维。

英国在去年爆发疫情初期,英相约翰逊就提出要实行“群体免疫”,还说出“我们将失去很多所爱的人”的重话,甚至他本人也以身试法确诊后到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这种英式“佛系抗疫”一度让世人嘲笑,但今年初开始却有所转变。

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间,英国疫情最惨烈时期,平均每天确诊5至6万人、入院3万多人、超过1000人死亡,医疗体系接近崩溃。但今年3月开始,英国疫情迅速趋稳,关键在于疫苗接种率的突飞猛进。英相约翰逊说了大实话:“我们的疫苗计划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资本主义,因为贪婪。”甚至他们也少谈“群体免疫”,而多讲“和病毒共存”、“把冠病疫情当流感”之类的话。

最近英国即使每天仍确诊2至3万人,但平均每天入院人数已降到1000至2000、死亡人数降到2位数,这必须归功于超过半数人口的接种率,这也是英国人办欧洲杯的底气所在。只要重症率和死亡率下降,没有超过医疗体系的负担底线,确诊人数再高,也不再是致命问题。即使变种病毒来势汹汹,英国政府照原定计划继续放宽社交和经济活动,让许多欧陆公卫专家吃惊不已。

从中英两国的例子可以看出,疫情治理与国家政治文化、经济思维及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取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角度理解,为何中国看到疫情苗头,可以毫不犹豫地全力封锁扑杀;而英国、荷兰、瑞典这些韦伯所言之“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北欧国家,对于大规模封城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显得更为迟疑。

我国参考英模式

中国以强硬和高效的行政手腕来压低疫情曲线,也可以用“中国速度”在极短时间内让超过10亿人口接种,但其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无法被其他国家复制。英国在历史上曾经统治我国,对我国的政治、法律、官僚和医疗体系有深刻的影响,其抗疫路径对我国更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无论如何,中英两国可以在近期办大型活动的共同点,关键词还是三个:接种、接种、接种。我国最近疫苗接种率飙升令世人瞩目,大规模展开的公私合作工业免疫计划(PIKAS)配合巴生谷“冲刺行动”(Operation Surge Capacity),以解决雪隆疫情重灾区的策略,可看出我国参考英国抗疫路径的模式。

我国是否能在疫苗接种率方面步上英国后尘,端看我国朝野是否能“超越政治,全面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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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袜货源、祸源/甘德政博士

最近KK超市“风波袜”闹得满城风雨,牵连到袜子供应商新建昌公司。

据报道,新建昌从中国浙江省义乌市一家卖家进口这款袜子,风波爆发后已经下架和停止外销。

KK和新建昌因此风波受到严厉对付,而远在中国的这家企业,或许才是袜子的设计者和生产商,能否置身度外?

义乌不但是中国,也是全球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集散中心。近年来义乌市声誉远播海外,从世界各地来这个城市采购的外国商家,多如过江之鲫。我国中小企业从中国采购货物,除了中国南方的广交会,更多的货源其实是来自义乌。

据义乌当地部门统计,持外国护照来义乌经商的人口近60万,分别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批准而设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有3000多家。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北非等20多个回教国家的代表处,就占了其中约一半。

2001年爆发九一一事件,2010年爆发阿拉伯之春及“回教国”崛起,这两件国际大事导致全球“恐回症”蔓延,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便大举涌入相对友好的中国,在义乌形成庞大社区,占当地外籍人口四成以上,阿拉伯语更成为当地重要外语之一。

逾70%外商属回教国家

此后,中东地区及回教国家成为义乌小商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每年博览会期间更是吸引数十万回教徒商人前来订货和下单。

义乌超过70%外商都来自埃及、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回教国家,清真餐厅遍布全城,回教堂宗教生态活跃,很多中国学者都对“义乌现象”发表调研文章,也有学者解读为展现“宗教影响下的新丝路文化图景”。

义乌小商品可以征服全球,得益于其无可匹敌的生产成本优势,以及强大的物流运输能力。

义乌也是全球各种和宗教有关产品的国际主要生产基地,除了供应海内外华人对儒释道“满天神佛”的“文创产品”市场外,从印度神像、俄国东正教圣象到西方的十字架和圣诞礼品,几乎都和义乌脱离不了关系。

我的复旦大学博导曾率领团队到义乌调研,他在其中一家民营工厂里,看到遍地躺着未完工的耶稣像,这种场景如果被虔诚的信徒看到,可能会觉得冒犯,不过对当地人而言,就是一个出口商品而已。

耶稣像主要出口到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而福音派排斥的圣诞老人,就出口去较为世俗和商业化的地区。

宗教商品多不胜数

总之,在这个无神论国度里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平台”,就是各取所需,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任何人上义乌的商品采购平台,搜索和宗教有关的商品,肯定是多不胜数琳琅满目,而在我国陷入争议的袜子,可能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众商品。

当地有庞大的回教徒社区,也有和广大回教地区做贸易的迫切需求,产品设计者和生产者存心弄出“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倒米产品,是难以想像的,很大程度是无心之失。

该“风波袜子”毕竟涉及国际进出口贸易,是在贸工部旗下的大马对外贸易局(MATRADE)职能范畴内,建议MATRADE驻上海代表可就近到浙江义乌,向当地有关当局反映情况,以免对马中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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