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通胀?/黄子伦
提到通货膨胀，有一定年纪的读者应该会记得90年代期间有 “零通货膨胀率”（Kempen Inflasi Sifar）的宣传吧？
那个时候的马来西亚得到许多外资的青睐（虽然后来被归类为热钱），不管是金融市场还是通货膨胀率都处于相当高水平。
简单来说，通胀指数追踪的是百姓日常用品的价格变化，可以是环比或者同比，不过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些物品的价格改变了多少，以及政府有没有必要警惕市场出现高通胀现象。
许多经济理论都认为抑制通胀的方法就是减少市场里的货币流通，因为当人们和企业握有更少资金时，购买力就会下滑，进而让物品变得不那么稀缺。这些逻辑很少人怀疑，就连美联储也不怎么质疑，不然你也不会看到他们在2022年不断上调利率。
供应量减致通胀
不过，我已经反复强调，现实生活里，人们的消费抉择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通胀不止是一种面貌。传统观念认为通胀是由货币过多造成，但从疫情肆虐之后，通胀不再是货币过多导致，也包括供应量减少。
由供应量稀缺导致的通胀现象是无法依靠政府来解决的。打个比方，一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假设一个月的食用油总量为1000公升，只要供应量少了一成，那么食用油就会涨价。这是简单的供需关系来调和。通胀指数的组成部分都是一般家庭会使用的一般物品，不会是更为高档的类别。
因此，如果通胀指数上升，那么就是基础物品的价格上升了，是最为常见的嘛嘛档咖啡那种级别的物品涨价了（或者其原材料涨价），不是什么高级咖啡涨价。高级咖啡涨价的幅度可能或更高，但不会被纳入通胀指数。这也是为何政府都会紧盯通胀率，因为它影响底层人民的生活。
那么，马来西亚是不是有通胀压力？根据2022年11月的通胀指数来看，按年计是增加了4.03%。比过去11年（从2011年开始）的平均值高出两百个基点。这么一比较，通胀率看似极高，但这并非是我国最高水平（2017年3月的通胀按年计增长为4.92%）。而环顾全球局势，尤其是欧美国家，马来西亚的通胀率已经算是非常“温和”。那么通胀应该得到控制吗？
政客忽略经济学
老实说，政府能够实行的应对政策是非常有限的。给日常物品设立顶价，只会弄巧反拙，造成物品更加稀缺，价格更贵。在疫情爆发初期，政府就压制口罩价格，结果导致口罩大缺货，人们需要到处询问并浪费时间排队购买。这种事情，稍有基础的经济学知识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应该不知道。
不过，忽略经济学是政客们常做的事情。难怪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会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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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不可能经济学/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吉姆·奥尼尔（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
从特朗普迄今为止的重要内阁职位提名来看，这位当选总统似乎真有决心要兑现自己的许多竞选承诺。
倘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最近这轮新闻事件对公众来说也算是个可喜的意外——他们早就对当选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行径感到厌烦了。
然而作为一门灰暗学科（经济学）的长期学习者和践行者，我并不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能实现他及其支持者所期望的目标。
比如严格执行一个国家的各项移民法律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是积极追捕已经进入该国的非法移民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一种能够广泛阻止移民的方式将其付诸实施，那美国可能会失去其相对许多其他先进经济体的一个关键优势。
鉴于相关人口结构趋势对欧洲、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口构建了下行压力，美国必须小心不要步其后尘，而为了维持劳动力规模就需要从别处拉来更多工人。
加征关税非好主意
再看看特朗普的另外两个主要竞选承诺：大幅减税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20%的新关税，甚至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关税。虽然经济学家在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但关税可能是一大例外。
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是个好主意，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有助于减少一国的贸易逆差。更糟的是大家都知道关税会带来各类额外成本和其他负面后果。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清楚阐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一个必须始终相抵的等式）。
因此（通常在经常账户收支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中的任何逆差都必须与一个资本流入顺差相匹配，而总体收支平衡就是这样实现的。
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关税减少从A国的进口，但除非能从根源上减少驱动这些进口需求的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否则就只能从B国和C国进口更多商品。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在上一次执政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的状况。
美国依然进口相同的商品，只不过出口地换成了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反而增加了。如果特朗普继续这一举措且对这些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同样的模式将不得不重现。
这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美国真的想减少其总进口，它就得减少总体国内需求；更确切地说它必须提升国内储蓄相对其投资需求的比例，而这反过来意味着要减少从国外获得的净资本。
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减税及向支持他的选民提供各种其他好处的承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会推高国内需求；而如果与关税同时实施，它们就将增加生活成本。
马斯克（左）与特朗普。
或再引发物价飙涨
尽管致使许多选民对拜登政府心怀不满的通胀已经有所缓解，但特朗普的议程可能再次引发物价飙升。而且这还未包含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因为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通过关税来打击美国出口商——正如中国和其他国家此前针对美国农业所做的那样。
那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从美国这场怪异实验中得到什么教训？随着特朗普的非正统政治做法如今大受欢迎，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迷你特朗普式举措在全球范围内涌现。
但只要这些举措具备与特朗普类似的特点，它们就一样无法实现其预期目的。由于其他所有国家都跟美国适用于同一个国际收支恒等式，那些拥有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必然会输出多于其当前国内投资需求的资本。
面对特朗普的回归，明智的外国领导人应当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国内经济挑战。比如那些储蓄过剩的国家，应考虑如何在增加国内投资或降低储蓄率。
中国改革金融部门
鉴于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德国和中国都可以从这样的战略中受益匪浅。这不仅可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增长，提升其领导人的民望；还可以减少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的资本输出。
许多其他建设性的政策变化可能会随之而至。例如中国可以改革其金融部门，使其货币具备更多能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资本的关键特性。
而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也可能因此减少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尤其是在别人不再如此依赖美国及其货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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