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社有一站式的教育机制，从幼儿园、华小、华中、独中到大专，在世界上可说绝无仅有，而教育也是华人社会重拾自信，建立认同的依据之一。

1969年5·13惨剧发生后，华社一度陷入对政治的恐惧和忌讳。到了1973年，由霹雳州董联会发起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唤起一波热潮，促成华人社会重新自我定位的开始，尤其“中文”成为母语，让充满血缘及地缘色彩的方言降为次优选项，中文也变成凝集华社的重要链接之一。

而华校例行举办的校庆义卖、团体义演、新春团拜、醒狮采青、中秋晚会等动员华人参与，加深族群向心力，使华社逐渐从教育上获取成就感和自信心，抵消了后5·13的低落政治态度。

尽管华教于1950年代就开始奋斗，但却常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左翼骑劫教育并非子虚乌有之事。直到1970年代，左翼和马共的底气被抽尽，国阵的大收编导致华基在野力量的消散，华教顿时失去意识形态的支配。

1973年后，华社聚集关注独中教育兴亡，华教从原本的反动政治角色，形成涵盖政商法医社民的共同体，华教领袖的多元化和专门化成挽救华社的救命稻草，国阵的单元主义议程也因此无法攻破华教这道防线。

从独中存亡、华小师资、华中拨款、独大风波等的回应，能看见建构认同和自信的端倪。捍卫母语的大方向，将籍贯、阶级、职业、地域等差异缩小，大家共乘一舟，而各校董家教充满各背景人士参与，以及1987年华团天后宫大集会都是例证。

从教育奋斗到政治运动

积极投入华教运动的结果，也使华社逐步走出后5·13危局，董总前主席林晃升1986年提出两线制构想，大胆谈论时政，甚至于在野政党间穿针引线，打开华社菁英重新参与政治的大门，这也是为何茅草行动后华社的政治热度不降反增。

华教不仅是教育的存在，同时也是认同的象征。教育让华社重获信心，引导华人从教育奋斗过渡到政治运动，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惟如今华社的社会资本较以往充实，彼此都有余裕在别的事情上争辩，如香港反修例、中美贸易战、台湾统独等，何况许多以往建构的概念逐渐不适时，我们该如何在21世纪重新定位大马华社将是一大挑战。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