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从百年屈辱到光辉70/谢诗坚博士

公元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抱持一个不变信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在清朝后期已知晓“天外有天,国外有国”的事实,但它依然不屑与外国联系,因为中国丰衣足食,无需仰赖进口贸易。

虽然雍正皇帝(1723-1735)在1729年颁布鸦片禁令,却无法阻止中国因鸦片而成为列强入侵的牺牲品。



根据统计,1729年时,大约有200箱鸦片(每箱重63.5公斤)在中国销售。其后的60年间,数量倍增。到了1817年至1820年期间,平均每年的销售额已超过4000箱。直到道光皇帝于1820年即位后,他就被鸦片问题所折腾。为了政权之稳定,乃在1838年委任林则徐为禁烟钦差大臣。一身正义的林则徐上任后,大肆充公英商人的鸦片,且公然在1839年将之焚毁。

一场具有隐议程的战争终于在1840年爆发,史称鸦片战争。结果战败的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也被逼开放5个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与英国经商。在这之后,运入中国的鸦片已从每年的4万箱迅速地在1850年增至5万余箱。

这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丧失土地予西方列强,而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伴随着清廷的软弱,葡萄牙也将在1557年向清廷租赁的澳门在1849年正式列为殖民地。

到了1860年,又再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廷又丢了九龙,而且也承认鸦片是合法的贸易。



正因为鸦片战争,它彻底打破中国人的春秋大梦,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因此,生活在苦难的南方华人大举南下,在东南亚开辟一个新天地。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海外华人”。

新中国被列强“锁在雾中”

除了中国的版图被改变外,也激发起在中国国内崛起的太平天国(1851-1864)及捻军起义(1855-1868)的农民运动,直接威胁到清廷的政权;海外华人也凝聚成一股力量,成为孙中山搞革命的另一个大后方。

经过9次革命的失败,不屈不挠的孙中山到第10次才成功地通过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虽然从1911年起中国走向共和与埋葬封建王朝,但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生,反而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也成为外国势力鱼肉的疆土。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溥仪伪满洲皇帝被日本侵略者扶起,以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最终爆发了武装斗争。在中共(1921年)的领导下,传奇性的2万5000里长征谱下人类战争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在斗争的过程中,汪精卫的伪南京政权(1938-1944)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11-1949)双双以失败告终,也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可是新中国在万千人民的欢呼声中也被西方列强“锁在雾中”,包围和封锁政策为新生的中国带来各式各样的压力和威胁。

自此之后,中国国内也发生各种运动,一度让人眼花缭乱。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64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或多或少折腾了一代人的身心。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的政局才又为之一新。

美利用港台钳住共和国

第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奇迹般地改天换地,让饱受创伤的共和国再披上新装。这种飞跃般的进步一天一个样,叹为观止。但再生的共和国则是用斑斑的血泪和付出巨大的代价铸造而成(从自由化运动和西方文化的入侵到思想的资本主义化,也带来了贪污腐化的官商勾结)。

所有这一些都以1989年的“六四”事件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场运动显然是企图达成追求西方社会的制度,但共和国的体制不是西方的政制,它不可能如同苏联版的解体。从邓小平起用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到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的接班。虽也波折重重,可是大方向并没有改变。

今天的习近平主席领导建国70周年所展现出来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可是香港的“反修例”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突发事件,也让人看到一个不同体制的两侧正向共和国扑面而来,且发出严厉的挑战,企图改变中国的体制。

从“和平演变”的失败到“世贸优惠”的不起作用,也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机会,利用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尖角钳住共和国。这是中美贸易战一年之后的新筹码。

另一方面,习近平借70年国庆的阅兵礼和民心的雀跃回答了特朗普:“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震撼中国崛起的地位”。他的自信应该是建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信念上。

一句话,鸦片战争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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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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