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场合可否使用粗口?/黄子伦
之前的某场辩论表演赛中，某位选手使用了粗口后还拿下了最佳辩手奖项，最终该活动招来许多人非议和文章讨伐。
这些言论当中不乏提到辩论比赛是一项文化活动，不适合使用粗口，会给许多学习辩论者起到不良示范作用，实属不该。当然，也有认为这些反对声浪过于小题大做。大家都各自选边站。
辩手素质受把控
平心而论，我并不担心辩论比赛之后会不会出现大范围使用粗口的现象，毕竟裁判的心里也是有一把尺子。在辩论比赛上，裁判都拥有生杀大权，由不得场上辩手肆意妄为。因此，辩手的素质是有人在把控的。当然，表演赛的话自然就追求现场参与度，观众的掌声和投票比较占优也是情理之中。
那么，我们来到了另一个话题，到底公众场合可否使用粗口？
为了更准确讨论，我们就不要讨论到底何为粗口的定义，直接讨论市井生活里所听到的各类粗口。
首先，我认为在不同的场合上，演说者必须对在座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一定了解，并作出适当的调整。举例来说，如果在国际场合，粗口很自然是不适合的；但是如果你说是一名将军和自己的士兵们说话，那么粗口并不完全是一个禁忌。
不过，要说真正影响粗口能够在公众场合使用，最终还是看使用者的品味。就拿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我们或许听过有些人使用粗口的方式非常不高明，就像是要在每个词之间塞一句粗口。这种使用方式更多彰显的是使用者词汇相当匮乏，容易给人文化水平不高的感觉。
点缀或修饰手法
但是，如果换个情况就不同了。这让我想起周星驰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和谷德昭互相吟诗作对的场景，双方交手的最后两三个回合时已经是用各种谐音来说粗口互怼。但是整个观感体验并不会让人觉得不适，因为双方都有上乘表现，给出的对联也是非常工整，让人赏心悦目。据悉，这场戏的对白还是出自已故香港才子黄霑之手。
写到这里，相信有些读者应该能够明白。那些厉害的人如黄霑，粗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点缀文章的工具或者修饰手法。他们在使用粗口是为了增强感染力，拉近和观众的距离，他们自然也清楚什么场合适合用。但是，如果无法判断场合是不是适合都办不到，而且用法粗糙，自然就会引来各种抨击。
对我来说，台上的演说者有责任想出更为丰富的词汇来表达看法，粗口可能是捷径，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把玩它的能力。
当权后的行动党/洪东水
民主行动党当反对党与当执政党有很大的改变。行动党当权后，第一不再让领袖讲粗口；第二不再胡乱许下承诺；第三不再推动民众大集会。
从反对党锐变成为执政党，让行动党彻底了解，当执政党是必须有担当，不可随口许下承诺，也不可以粗口问候敌对党。现在的行动党显然提升了政治文化，变得相当注重礼义廉耻。
以前当反对党可以胡诌乱道，以便能够刺激群众的感官，才能引起群众的共鸣。在许多场合的群众演讲，只要把敌对党骂得狗血淋头，即使把对方的祖宗十八代诅咒一番，也不会引起群众的反感。群众对这样的政治咒语并没有排斥，反而听出耳油，给予如雷的掌声。
彰显优质作风
如今成为执政党后，立马就改变形象，才能彰显作为执政党的优质。讲粗口文化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纵容讲粗口文化确实是不当行为。于是行动党开始禁止党员或领袖讲粗口，从此行动党内完全把粗口文化歼灭，实现了行动党是一个有礼仪的政党。
以前大搞革命，那么一般革命热情，也拥有绝对的拼命精神，绝对无法守住原则与规矩。但如今跃升执政集团，还须去芜存菁，然后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前当反对党，可以迷迷糊糊地乱搞一番，如今却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人民所给予的托付，完全以一个新形态来推动政治活动。
以前当反对党对执政集团所作所为毫无肆惮地抨击，结果都引起人民的赞扬。但一旦成为执政党，却无法不把政策U转，毕竟这些政策其实对国家建设还是有所帮助。
那些无法被实践的承诺，只好想方设法地给予妥当的处理，以免引起人民的怨言。为了延续政权，执政党不得不推行优化政府与政党的政策，以便取得更多民众的欢呼。
讲究严明纪律
当权后的行动党，开始自我净化，自我监督，以便能交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绩效。
如今跃升执政党后，也不能再胡言乱语，不能再说大话，不能哗众取宠，更不能允许党员参与任何大集会。
除了塑造政府的形象，更对本身政党有更严厉的方针，以免党变得乌烟瘴气。现在的行动党必须讲究原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提升党的形象。
行动党从反对党升格为执政党，确实经过了相当艰辛的过程。由于政治斗争的成果得来不易，于是行动党领袖变得中规中矩，坚持和加强领导与建设，领袖不断努力立德立功立言，以引导民众朝向更进步的思维迈进。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所以行动党领导人正朝向这样的政治方向迈进，以期提升行动党在华社与国家的地位。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