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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疫情改变大马/冯振豪

首相慕尤丁宣布复苏行动管控令后,各行各业随着返回岗位,国内旅游放行,各类教育机构陆续开放,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于日前指复苏控管令乃一项退场计划,惟他强调国人须谨守SOP以适应新常态。

疫情冲击,对于一直以得天独厚的马来西亚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灾祸,无论如何,从全民恐惧到全民哀嚎确实让国人学会了很多。

上了一堂“公民课”

第一,珍惜旧常态。

冠病的传染力极强,人与人的紧密互动随时都可隐忧,因此,一公尺距离和配戴口罩为人们爱护彼此的善举,而减少面见成为理所当然。

至于这些新常态规范,促成人们反思,怀念近距离交流和面对面互动的旧常态时光,管控令也让人们感到“宅家”生活的无味而对“出户”日子心生怀念。

第二,维护卫生人人有责。

大马人习惯安稳的生活,人们对各种天灾人祸颇无感,不把诸如非典型、猪流感、伊波拉等放在心上。而新冠疫情降临,使全国上下成了惊弓之鸟,勤洗手、戴口罩、维社距、少出门成社会责任,相比以前在大庭广众打咳嗽、打喷嚏、鼻涕、吐口水的陋习,如今经过管控令的“训练”,不维护个人卫生随时被公众标签,因此,冠病疫情可以说改变马来西亚人一贯轻视维护个人卫生乃至公众整洁的国民性,上了一堂不分年龄的“公民课”。

第三,疫情测出公仆专业性。

在大马,公务员体系的专业度不是被质疑就是不被重视,这种态度直到新冠病毒的侵害而改观。

军队、警察、医护、卫生局严守职责,夜以继日在岗位上的辛勤都进入国人的眼帘,博得国人的尊重,一方面让大马人看见我国公仆的专业度,公仆也从中各自的专业中获得自信。

另一方面,公众和公仆在疫情当下发现彼此信任的重要性,有助于消除推动公共政策所遭到的阻力。

第四,调试经营模式的必然性。

全球疫情大爆发造成既往的经济活动遇到挑战,各国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惯于“跟风走”的大马经济难以幸免。

改变经营模式

为此,在各行各业或陷倒闭潮之际,改变经营模式成为求生之道,维持适应新常态的灵活性,适时握紧或松解以配合疫情变化,时刻更新及认真跟进抗疫措施,“居安思危”变成企业经营者到第一线员工须拥有的精神准备,据此,或许经济前景黯然,但这次疫情打击却让各行业主动寻找出路,不得不积极面对,催促人们努力上进,毕竟人人都清楚于时下选择自我放弃不会得到太多关怀,因为每个人都自身难保。

冠病改变了我们的世界,马来西亚人从这件事学到不少,尤其是从怀缅以往的生活样态中思考,幸福安逸的生活是大家携手不分肤色、语言、信仰或地区所营造出来的。而且病毒不因身分差异而有差别待遇,某种程度上,再次让马来西亚人领悟“不分彼此”的感觉。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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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人误己的评论—驳冯振豪歪论(下篇)/谢诗坚博士

后来,林敬益医生也揭开真相,原来是他把赖秋福“藏在他家里”,任吴清德怎样找,也找不到人。

这一幕闹剧就在马华失意中谢幕了。由此可见,马哈迪还是对民政有些“好感”的;尤其是在1995年大选时,许子根一举击败林吉祥而引起马哈迪对许子根的另眼相看。也就在大选后同意策划兴建第二座槟城大桥。

对此,冯振豪认为是因为民政在各项选举中“掌握实力”,令国阵霸主巫统缺乏问鼎首席部长的理由。这种臆测是不正确的主观判断。

第二点,民政之所以“偏于一隅”,也许对制衡马华有一定的想法,不过民政对巫统的威胁是不曾存在的。反而在加入国阵后,受挟于巫统的一党独大的威力。比如在1982年的大选,马哈迪同意民政与马华在槟州各角逐8席,弄到林苍祐气急败坏,特别是将民政的光大选区(甘榜哥南)转给马华。林苍祐也曾为此事向马哈迪论理,要用马章武莫选区换回甘榜哥南选区,结果不得要领。在此之后,民政和马华就不再“称兄道弟”了,而是在国阵内不断上演“兄弟阋墙”的斗争。林建寿在1982年州选失利,有部分因素是民政还给马华李三春的最大反击(当年马华与巫统的交换条件据称是李三春“牺牲”自己,转到芙蓉国席硬碰行动党老大曾敏兴医生,以换取马华能在槟城抬头)。

林苍祐高瞻远瞩

无可否认的,槟城在林苍祐的治理下(1969-1990),已成功引进国际财团入驻,也为人民提供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更实现了乡村城市化及城市工业化的目标。犹记得在2000年(林苍祐已退休),当槟州发展机构庆祝成了30周年时,马哈迪当面称赞林苍祐的高瞻远瞩,把电子业带进马来西亚,而使槟城成为马来西亚的“硅谷”(Silicon Valley),进而演变成世界著名的电子城之一。

除了引进电子工业外,林苍祐也征用农业地发展工业和设立自由贸易区(林苍祐说,他在峇六拜征用大片土地发展工业,只是征用17名地主之地,却利惠万千人民,何乐而不为之?)。

在林苍祐之后的许子根也萧规曹随,用18年的主政推动先进工业的发展,包括对半导体产品的引进,在在让外来投资者刮目相看。因此说民政早在1990年就与槟州政权“不道而别”是言过其实的武断。在许子根之后的林冠英和曹观友也同样继承了槟州的发展走势。

尽管在林冠英眼中,林苍祐曾是敌对党人,但也没有否定林苍祐的功绩和许子根留下一个不断在发展中的槟城,才有了今日的成就。就此而言,冯振豪说,林苍祐的政绩成为民政党的唯一政治遗产也是最大的败笔。

论政应实事求是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年轻的政论者不应过于自傲和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的功绩;更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三点,就我们看来,他那篇稍嫌杂乱无章的论述也让我们不知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希望他能磨练好陈述有序的文笔,不是在言语中突然心血来潮插入不相干的段落。

例如他在评论中突然加入“1987年巫统党争威胁马哈迪地位及行动党卷入华社争议性课题(应指茅草行动),也就交由马华对民政进行制衡”。就不知所指为何?还有这与民政的主政,林苍祐的开路及许子根接班的安排又有何关系?我们宁可读到文短一些,精简而有序的立论,而不要跌入“不知所论”的陷阱中。结果是把槟城人带去“荷兰”,而走在迷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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