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政治化公账会/林恩霆
公账会主席拿督玛丝艾米雅蒂（中）召开记者会，左起为阿兹里、扎希尔哈山及谢瑞詹；右起为里察拉布、黄诗怡及沈志勤。
在国阵执政时期，雪州议会公账会主席通常由执政党议员担任，导致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直到2013年，雪州希望联盟政府推动议会改革，将“反对党领袖自动出任公账会主席”写入议会条规，确保制衡机制的落实。
从那时起，雪州反对党领袖便自动成为公账会主席，通过听证会传召相关部长或官员，为政府政策、决定和运作提供解释。
到了2018年，希盟执政中央后，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将这一改革带入国会，确保公账会主席由反对党议员担任，以强化问责制度。
这项改革的目的很明确，让反对党拥有实际的监督权力，防止执政党滥权，同时提升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不应急抛出政治指控
换句话说，公账会并非针对任何特定政党，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民主制度下的制衡职责。
近期，针对大马机场控股公司（MAHB）一案，交通部长陆兆福被国会公账会传召。然而，他不仅表示MAHB不隶属交通部，更直接声称自己之所以被传召，是因为他是行动党部长。这种说法无疑是在将公账会的调查政治化，试图制造“被针对”的假象。
实际上，若陆兆福认为公账会找错对象，他完全可以在听证会上作出澄清，而非急于抛出政治指控。
更何况，公账会的成员组成已确保公平性，包括副主席郭素沁（民主行动党），以及两名行动党籍议员黄诗怡（山打根）和谢瑞詹（万宜）。在14名公账会成员中，执政党占了10席（希盟6席、国阵2席、GPS 2席），国盟仅占4席。
“专门针对”论站不住脚
如此阵容之下，公账会如何可能被反对党操控，专门“针对”行动党？
陆兆福的政治指控不仅站不住脚，更让人怀疑他是否试图转移焦点，以逃避面对公账会的质询。
无论如何，公账会是国会成立的委员会，所有部长都必须配合，接受审查，这是基本的问责机制；即使是卫生部前部长凯利都必须返回国会接受公账会的质询，交通部前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也曾为疫苗运输课题配合公账会问话。
一个负责任的部长，理应坦然面对国会监督，而不是将合理的调查扭曲为“政治迫害”。
如果公账会连传召部长问责的权力都被视为“针对”，那么国会监督机制的意义何在？
公账会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任何试图逃避或质疑这一机制的行为，都是对民主制度的挑战。
因此，陆兆福作为交通部长，应当积极配合公账会的调查，而不是通过政治化的言论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政府对公众负责的态度，维护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
赵家的期盼与法治坚守/林恩霆
谈起赵明福的案件，至今仍有人愤愤不平地质问：“难道赵明福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吗？”
这个质问合理，也情有可原。但若放在法律的天平上，却未必合乎法理。
从赵明福坠楼身亡那一刻起，历届政府，无论是国阵还是希盟，都曾试图从各个管道寻找案件真相，“绝不包庇”的承诺也反复出现在政坛言语之间。然而，承诺不包庇，并不代表可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仓促为某些人定罪。
反贪会当年负责为赵明福录口供的官员，有没有错？有。错在未能防止悲剧发生，错在对制度、程序和人命的漠视。
但错与罪之间，尚有距离。至今为止，无论是国阵政府时期设立的验尸庭，还是希盟政府上台后重启的调查，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明确证据，能够支持“有人将赵明福推下楼”的指控。
赵家要求警方以谋杀方向处理案件，这份坚持本无可厚非。但若警方手中并无支持谋杀的表面证据，又如何能将此案直接列为谋杀处理？司法体系不是用来迎合情绪的工具，也不能为了慰藉某一方，就制造另一方的罪与罚。
无意冒犯死者，也理解赵家的痛苦，更怜悯赵尔家自小失去父爱，但必须坦白说，这些年赵家对调查的期望，似乎已不再是“寻找真相”，而是“确认一个早已认定的真相”。换言之，除非结论是“当日官员有罪”和收到法律制裁，否则赵家都难以接受其他任何可能性。
赵明福父母申请司法检讨，高庭10月29日裁决
验证信念工具
若立场早已成形、答案早已设定，那调查便不再是通往真相的旅程，而只是验证信念的工具。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赵家其实也无须继续向希盟政府、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执法机关，甚至行动党争取重启调查。因为他们想要的，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真相”，而是他们心中早已预设的唯一“真相”。
我挺赵家，是因为他们确实曾被行动党摆上政治舞台，多次被用作“反对不公不义”的象征。家属理应在希盟与行动党掌权后，获得国家层面的认真对待与正义的回应。
但我也必须强调，这份正义不该以牺牲其他无辜者为代价，也不该以“必须有人伏法”为最终目标。我并非试图为反贪会开脱，而是想厘清“有错”与“有罪”的界限。
若我们连“真相未明之前，不可妄下定论”都做不到，那我们与我们曾痛斥的专权体制，又有多少分别？无意否定赵家的坚持，只是希望我们别忘了，法治的精神是“疑罪从无”，真相也不该由情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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