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参院顽童,一代象征/胡逸山博士

近年来在本地以至国际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名扬四海的名人,其中就有酒店业富后代芭莉丝希尔顿,而她所代表的是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涯。

但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在本区域却也有一家也是用上她的家族名号所“运营”的大“酒店”,即令人闻之丧胆的“河内希尔顿”。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店,而是在越南战争的高峰时期,当时的共产北约在其首都河内附近所操作的一座战俘营,里边主要关着被俘虏的美军,条件据说颇为恶劣,而且拷打逼供等酷刑也少不了。被俘美军为求在劣境中自嘲来振作精神,便把它称作河内希尔顿。



而当时河内希尔顿的其中一位“住客”,即为日前因脑癌逝世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麦凯恩成长于典型的军事世家,祖父与父亲皆为海军四星上将,而他参军成为海军的飞行员,在一次飞越北约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俘虏。

越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当时冷战的大氛围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其所扶持的南越,对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与其所扶持的北越开打起来。麦凯恩作为一名军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两大阵营的拉锯战中被煎熬,因为不肯屈服公开谴责他心爱的美国,而在河内希尔顿里渡过了五年的黑暗岁月。

麦凯恩以英雄之态回国后不几年即开始参政,先是当上联邦众议员,后来更被选上参议员,一直连任三十多年至今。在美国,国会里的参众两院(类似上下议院)在立法权力方面可谓各分春秋,虽然绝大多数议案皆需两院的通过才可送呈总统签署生效与否,但传统上众议院较着重于财政(特别是政府收支方面的)议题,而参议院则享有专有的人事同意权,所有部长、大使等的任命皆必需获得其同意。

外交国防影响力大



而麦凯恩在参议员任期内主要是在美国的外交与国防方面的立法与政策制订,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美国国会里的党鞭制度不强,议员们虽然可能隶属某个政党,但在议案表决时,却未必会与同党的主流投一样立场的票,主要还是看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所代表选区的利益。

而麦凯恩在这种美国的特殊政治生态方面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参议员院会上时常投下与其所属的共和党的主流立场截然不同的票,有“顽童”之称号。如去年特朗普总统执意要全盘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政策,麦凯恩就从医院里赶回参议院投下等于否决这项企图的一票,令特朗普气愤不已。

而颇为讽刺的是,之前麦凯恩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时,击败他的对手恰是奥巴马,可见他不为党派之分而有所偏颇。在那一趟的总统大选里,因为美国宪法有规定总统必须为本土生者,所以奥巴马被质疑不是生在美国(夏威夷),而麦凯恩方面更妙,他出生在父亲当年驻扎所在的中美洲巴拿马运河美国属地,也惹起出生地是否美国本土的争议,不过后来也都平息下去。

六年前,我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时曾与时任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的麦凯恩有一面之缘。当时他与也曾竞选过副总统的参议院同僚里伯曼一起受媒体采访,只见他侃侃而谈,精神炯炯,可真是一代阿美利坚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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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对选绩负责由此做起/胡逸山博士

国盟当下“名义”上是由丹斯里慕尤丁领军,而由他领导,席次只及伊斯兰党约一半的土著团结党,却出任国盟多个受委高职。不久前,慕尤丁委任自己土团党的拿督斯里阿茲敏出任总秘书后,伊斯兰党副主席拿督斯里阿末山苏里博士辞去国盟总财政一职,被各界看成是伊党欲向慕尤丁以及土团党“摊牌”的前奏。

的确,客观来说,慕尤丁如此的“名不正言不顺”的领导国盟,长远下去,对国盟的政治前途而言实在不是办法。譬如照常理来说,既然他身为最大反对党联盟的主席,他自然应该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领军国盟一众议员在国会里与政府针锋相对,一较长短。

但不知是慕尤丁自认力有不逮,还是出于其党内权力平衡的需要,竟然由土团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来出任。伊党理论上是也同意如此“别扭”的反对党领袖安排,但也一定觉得不是滋味。试想,慕尤丁坚持霸着国盟主席权位,但在需要冲锋陷阵的角色上,却又委派一名党内下属来出任,如果是这样,那倒不如由伊党领袖来出任国盟主席以至反对党领袖,那不更为干净利落?

由此其实可衍生开来讨论本地政坛上一些传承已久的政治伦理需要一定程度改革的必要性。在一般的现代真正民主化的国家里,政党与政党的领袖是没有太强的政治“粘性”的,因为政党只被视为(但未必完全是)志同道合的政治同志们,为求更有效地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共同使用的政治载体或工具而已。

但若政客“司机”我行我素,自抄小路来个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把政党载具开到“荷兰”去,欲速而不达目的地(如未能在选举里赢取政权),那么这名作为“司机”的领袖,理应鞠躬下台,由同载具的政客推举另一位“司机”出来掌舵。

如今年年中,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狂败,时任英国首相苏纳克便立时辞去党魁一职,启动了新一轮的党选。而历任的保守党与工党的领袖也是如此的轮换。而美国的政党更胜一筹,可说几乎是没有真正的党中央领导层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所谓主席相似于本地政党或社团的执行秘书而已。

平心而论,这种“领军败选即自觉下台”的政治伦理,在本地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如在2008年大选后,国阵虽未败选,但却失去了占据多年的可修宪的三分之二国会议席优势。时任首相敦阿都拉不久后也就自觉辞去首相及国阵和巫统党主席职位,由副首相兼署理主席拿督斯里纳吉顶上。而2018年国阵在大选里首次失败倒台,纳吉也从善如流地辞去巫统兼国阵主席,由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博士暂代。

政党轮替司空见惯

但在那之前,本地反对党一方,因为长期地被无情地政治打压,没有机会有着正常的政党轮替,所以也很难在每次几乎毫无例外地败选后就更换党领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总不能预期当时的反对党每4至5年在大选里必败一次,而每回败选后就都换新的反对党领袖,周而复始如此。但当下国内已然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政党轮替已然司空见惯,那么也是时候实施党领袖的选绩负责制,如领军败选后即辞(党)职归故里。而这由政治身段向来柔软的慕尤丁做起,可谓“实至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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