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9之后，又有一个新的政党在西马出现了，取名为“马来西亚土著权威党”（Parti Bumiputra Perkasa Malaysia），马来文简称为Putra。这个政党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创党人依布拉欣阿里不但是转来转去的政客，而且是备受争议的从政者。

他今年68岁（1951年出生），他最先加入伊斯兰阵线（一个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地方性政党（吉兰丹）（1978-1981））；接着在1981年至1988年、1991年至2003年成为巫统党员。这中间有一个时期参加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1988-1991）；而在后来加入伊斯兰党（2008年）。

他曾在巫统旗下当过两届国会议员（第七及第八届），也在第12届当选伊斯兰党的国会议员。

不久之后，他脱离伊党就转身成立“土著权威组织”，专门鼓吹马来人至上及宗教至上的思想；更在2019年5月8日正式获准注册“马来西亚土著权威党”（2018年8月成立）。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他是一名道地的“民粹主义”者，例如反对承认统考、反对签署《罗马规约》及坚持奖学金应该颁给有特权的马来人等等。

当然，土著权威党不是唯一的种族性政党，它不过是在种族政治被炒热的时刻添一把火。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位“青蛙”政客将会有什么新花招展现。

就历史而言，虽然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府一直领导这个国家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1963年）的过程中也在一些政策走上种族道路，而且也树立了“一党独大”的形象，造成它所推动的政策游走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不过，它在执政60年后也付出惨痛的代价，失去了执政权，这对上台一年的希盟不失为一个警钟。

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和“民族主义”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妨做个扼要的解释。

根据一般的说法，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称为“平民主义”，是19世纪在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的基本理论是极度和极端地借用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为名，以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进而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人民（People）和国家（Nation）的复合体，它起源于15世纪末的英国；当时都铎王朝国王亨利七世因封建贵族在“玫瑰之战”中（这场战争始于1455年至1485年，前后30年，8万余人在战争中牺牲），精英及士兵几乎消耗殆尽，也就需要从平民中提升成为联合执政者，于是英国成了一个“三级社会”，即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新秩序。

基本上，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民性民族主义”，即成为一国国民的标准是对该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认同，但前提是国家的发展要给人民带来“尊严资本”；有了“尊严资本”的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都宣称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上下之分）就会产生平和的局面而不致走向极端。

巫伊合作或危害大马

另一个是“种族性民族主义”，它是按照血统分类的“民主主义”，也被称“种族沙文主义”，这就会产生狭隘的“种族偏见”。举例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造成阿拉伯国家有所自卑和嫉妒，也就从宗教中寻找“尊严资本”；这样一来，中东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敌视就一发不可收拾，也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强权或西方民族主义的抗争。

这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丽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精彩论文的主旨，她将过去3年美国的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笔战作出梳理，指出了特朗普的上台也促成西方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抬头。

同样的，我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佐摩指出，巫统与伊党合作所掀起的“族群民粹主义”（ethno-populism）或对大马带来危害，他希望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回教徒领袖有必要提出方向，也鼓励回教徒与领袖说实话。

另一方面，我国另一位著名的经济教授柯梅兹（Terence Gomez）尖锐地指出，在2013年时，国阵因得到土著的支持再执政，也就出台了一些政策对国内投资者不利；如果当今的新政府也高谈种族政策，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他说，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来，我们只有两家土著公司被列入50强企业公司。这说明了继续沿用旧政策不会对投资者有所鼓励。

为此，再一位马来专栏作家阿兹里拉曼（Azly Rahman）也质问希盟政府为何还要提“土著议程”而不是“全民议程”？难道是因为输掉士毛月补选而提出土著议程？

如今土著权威党的出现对希盟（包括种族性政党和非种族性政党）来说，已是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若是巫统、伊党与土权党合成一道，以土团党为首的希盟将如何应对？这是当前重要和必须重视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