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来，大马成功多元化其经济结构，我国经济从1980-90年代的从过度依赖农业与原产品领域，转型至制造领域，接着于2000年代再顺利转型至服务领域。

今天，服务领域高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6%，接着依序为制造领域（23%）、农业（8%）及建筑领域（5%）。

在服务领域当中，批发与零售贸易占27.7%，接着是交通、储存、资讯与通讯领域（17.7%）、金融与保险（12.4%）及政府服务（16%）。

出口方面，制成品高占我国总出口额约84%，其中电子与电器占38%，接着为石油产品（7.8%）、化学与化学产品（5.7%）、金属产品（4.5%）、机械与配备（4.1%）、光学与科学配备（3.6%）。至于原产品，在我国出口所占比重是16%。

随着我国朝向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我国经济多样化将继续是我国首要政策。我国已鉴定，推动与发展服务与制造领域的新兴工业集群，以取得更多的增长与高收入。

其中一个当前急务，是避免制造领域的过早去工业化。制造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31%比重，于1990年降低至24.6%，再于去年进一步降低至23%。

全球化、缺乏科技与增值投资、科技落伍、相对竞争对手较不吸引人的各种奖掖，以及熟练员工短缺，是工业领域过早去工业化的原因。

为了改变过早去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已重新校准投资与工业政策框架，致力提升制造领域竞争力，提升电子与电器领域价值链、加强下游加工活动、航天与航空、石油化学工业、绿色科技工业、太阳能与可再生能源，以及高科技消费品与商用产品。

服务业迈科技化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高度数字化、高科技及资讯通讯科技，已变成提高制造领域革新，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关键推手。

值得一提的是，与制造领域价值链各个环节连接的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开创了制造领域新的业务模式，例如它改变了产品制造与分销的方式，制造业的服务化，一改过去只售卖实体产品与服务的模式。

服务领域方面，我们必须走出传统服务次领域主导的框框，转向科技导向的服务新次领域。我们应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发展新颖，资讯与知识密集工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包括清真、生态旅游及资讯、通讯与科技。

政府应协助打造强势根基

大马在一些新的增长领域，例如教育与培训服务、医药保健旅游、高增值旅游活动（例如生态旅游）、革新工业、资讯通讯科技、废料管理（再循环）、研究与开发及设计活动，以及区域业务活动如主要枢纽、代表办事处及区域办事处等，已拥有强大的根基。

在经济结构多元化方面，在全球整合的市场上，政策决策人必须打造强势的根基。

其中包括：

a）一个受过高深教育及熟练的员工群。我们的学校、学院和大学，必须拥有更好的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STEM）。绩效为先的政策，加上鼓励熟练外籍移民的各项政策，应是培养专才与熟练员工群的指导原则。大马目前仍面对拉近熟练员工短缺及过度依赖低技能外劳鸿沟的问题。半熟练与低技能员工高占我国2017年就业人口的72.5%比重，而合法与非法外劳合共占就业人口约15.5%比重。

b）投资于政府与私人领域合作提供融资的研发活动，科学与工程研究投资。政府有提供各项财务奖掖与财务计划，例如扩大后的研发活动税务抵免，以及研发与高生产力是维持大马制造领域竞争力的关键。2015年，大马在研发活动的投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8%。2013至2014年期间，欧元区、中国、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投资，分别占GDP的2%，2%，3%及4%比重

c）数字年代的基础建设，包括收窄数字的鸿沟，让家家户户可以负担得起的价钱享有宽频服务，以及每个地区都有宽频服务供应商。除了无线宽频，我们也应开发混合数字基础建设，涵盖扫描与其他资讯科技，以通过加强人流、产品、服务及资讯传播，提高生产力。

d）拟订与实行恰当的各项监管、贸易与投资政策，并获得各项有利与富有竞争力的奖掖支持，以推动高科技领域及高科技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包括制造业、资讯科技服务及版税与执照服务；以及

e）“智能政府或电子政府”政策与生态系统，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以及旗下的政府机构，如何在它们的运作中整合数字化与科技，以提高生产力与绩效。此外，政府必须推广新兴资讯科技，例如物联网及智能城市等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