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外劳不做老板做什么/罗汉洲

根据商界领袖说,孟加拉外劳因长得帅气,吸引本地女子下嫁,然后他们就以妻子的名义经营小本生意,形成与本地人竞争的情况。

众所周知,许多印尼外劳比孟加拉人更早做起老板来了,他们以做承包商为主,承包建筑和装修工作。这些孟加拉和印尼外劳大多会因此而“乐不思蜀”,长居本地。



种族结构更多元化

我在拙稿“种族多元化?复杂化!”(26-11-2015本栏)说,大马种族结构将从华巫印三族变成华、巫、印(度)、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等更加多元化或复杂化。

随着印尼和孟加拉外劳进身变成老板之后,大马种族复杂化的结构已初步成形。

这情况使人想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来半岛种族多元化的历史,也想起经济结构分配的历史。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在马来半岛推展橡胶和锡矿业,须要大量劳工,于是从中国和印度引进数十万劳工,半岛的种族结构逐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这是马来半岛首次出现种族多元化。



当时的中国人来马来半岛,是典型的“一条裤带下南洋”,两手空空而来,每月薪水扣掉南来的中介费,实在所剩无几,尚须寄钱回乡,自己留下的已微不足道。

然而一些华人却能把这微不足道的钱储蓄起来,十来年后,就用这微薄的本钱做点小生意,现在孟加拉人做生意,可能有太座资助,或用妻子名义贷款,但华人完全没有这种靠山,一切全靠自己的积蓄,可见哪时的华人做生意比现今的孟加拉人难上不知几倍,但华人就靠着克勤克俭,把生意发展起来,生意逐渐由摆摊子做到开店铺,开工厂,再到创办大型工商机构、进出口商,到了1950年代,华人又创办了几间银行,惟好几间银行却给马哈迪以集合资本对抗外资银行的借口给人吞并了,华人胼手胝足,历经数代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事业就给马哈迪的朋党接收,正应了“牛耕田,马食谷”之语。

独立后,政客大力宣扬说华人富有,垄断了国家经济。

姑且不论华人并未垄断经济,即使华人富有,但哪是好几代人,从无到有,辛苦打拼出来的成果,绝非凭藉政治势力骑劫得来。

改善生活唯一办法

现在又看到孟加拉和印尼劳工走着百年前华人劳工的老路,辛辛苦苦在累积财富,三五十年后,他们也必定从无到有,从小本生意发展到大事业、大企业。可想而知的在三五十年后,政客们必定大事渲染国家经济给华人、孟加拉人、印尼人共同垄断了,他们富有了,但这些政客从来就不研究外劳出身者富有起来的原因。

首先,如果马来半岛从来就不引进外劳,或虽引进,却不允许他们居留,自然就没有“他们垄断经济”这回事,有人猜测他们以后有可能当首相呢。

其次,外劳所以会富起来,因为他们要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办法就是做老板,从小生意开始,历经艰苦辛酸富起来,政客没有理由批评或妒忌他们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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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冻结引进令供需不均 外劳中介营运艰难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22日讯)外劳的工作表现和更换成本为中介公司带来业务压力,加上政府冻结新外劳申请的政策,限制了中介公司在招募和引入外劳方面的灵活性,导致无法满足雇主的需求,影响中介公司的收入来源和业务发展。

外劳的工作稳定性直接影响到雇主的满意度,频繁更换不但对中介管理成本造成负担,还可能导致他们流失客户。

根据从事外劳中介的马来西亚安溪会馆联合会总会副总会长拿督刘文财向《南洋商报》表示,这种情况对建筑、制造业等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行业较为明显,造成用工短缺,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外劳引进渠道收紧

他说,外劳引进渠道的收紧,中介公司可能要转向其他业务,例如帮助现有外劳办理工作签证延续、提供培训服务,或是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来缓解劳动力短缺。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中介公司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但同时也要求其具备更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他提到,由于外劳供应受限,市场上的外劳价格可能会上涨,雇主的雇用成本增加。

虽然中介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服务费用,但如果价格过高,也可能导致客户的不满,甚至失去部分客户。因此,如何平衡价格和服务质量,也是中介公司面对的一个挑战。

朝令夕改增加不确定性

“政策的频繁变动,如外劳配额的突然取消或加强审查,进一步增加了中介业务的不确定性。在这方面,业者必须时刻关注政策动态,并灵活调整业务策略,以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刘文财也表示,外劳在各领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建筑、制造和农业等领域,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作态度和语言沟通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到工作效果。

“如果外劳的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中介公司可能需要介入,提供培训或更换,这不仅会引起客户不满,还可能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

供给骤减或难及时替补

我国雇主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特别是当现有劳工合同的到期及外劳离职,导致劳动力供给骤减,无法及时招募新外劳替补离职者。

大马雇主联合会(MEF)主席拿督赛胡申博士促请政府协助中小微企业加快采用新技术,以填补外劳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各利益相关方需共同努力,鼓励本地劳动力填补因新外劳招募冻结而出现的劳动力空缺。

他说,政府决定维持对新外劳申请的冻结政策至明年第一季度,主要是根据第12大马计划,目前本地劳工与外劳的比例已接近上限(2.41:1)。

赛胡申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我国在多个领域,特别是种植业、建筑业、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些领域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却非常关键。

他说,在吸引、培训和留住人才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和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时。

“我国需要不断更新并调整培训计划,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不但包括技术技能,还需要涵盖在劳动力市场中日益重要的软技能,同时应利用技术和在线学习平台,让培训更加便捷和吸引人。”

更换外劳影响企业营运

刘文财说,更换外劳不仅涉及到重新招聘和培训的费用,还有可能导致雇主的生产中断,影响业务营运。

这会加大中介的营运压力,特别是在需要迅速满足雇主需求的情况下,如重新招聘、办理相关手续、安顿新的外劳等,都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资金。

此外,外劳的流动性较大,可能因为工资、工作环境等原因频繁更换工作,导致中介必须时刻保持足够的外劳储备和应变能力,增加了管理和运作的复杂性。

“因此,对于中介公司来说,保持外劳的工作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更换频率都是业务管理中的重要挑战。如果外劳频繁更换,中介公司不仅要承担培训成本,还可能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

“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中介公司必须通过严格的筛选、培训和管理等措施来提高外劳的工作表现,从而减少更换频率和相关成本。”

多管齐下培养本地人才

针对我国应如何促进本地人才发展,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

赛胡申提到,我国可以优先培养本地人才,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同时重点提升教育体系、改革政策和改善职场文化。

他说,有必要加强教育体系,特别是更加重视与各行业需求紧密相关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应为学生提供直接适用于职场的相关技能,确保新兴劳动力能够满足各行业的具体需求;这不但有助于培养本地高素质劳动力,还能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为吸引本地人才进入传统上由外劳主导的行业,需发展清晰而吸引人的职业发展路径。建立明确且可实现的职业晋升体系,能够激励员工在其领域中不断求进步。”

企业须完善薪酬体系

他认为,通过提供市场竞争力强且与职位需求和技能要求相符的薪酬,加强本地职位对本地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减少本地人对这些岗位的排斥,因此企业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确保公司的营运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

此外, 政府可以为承诺招聘和培养本地人才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其他金融支持。

“推动文化转变,尊重并重视所有形式的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技能型劳动。通过公共宣传活动和教育改革,纠正与某些工作(尤其是“3D”,即危险、肮脏和困难工作)相关的社会偏见;通过重新塑造工作职位名称和采用新技术,可以提高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和地位。”

“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例如在特定生产过程中引入机械化以提高技能要求,以及重新评估与这些角色相关的薪资和福利,可以使这些“3D”工作对本地劳动力更具吸引力。”

雇主应维护外劳权益

赛胡申也认为,雇主应承认外劳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维护他们的权益之外也帮助他们融入社区。

“大马在经济上受益于外劳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填补劳动力缺口,还包括提升生产力和带动本地无法独立维持的经济活动。例如,外劳在种植业和建筑业这两个大马主要经济驱动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一向努力完善保护外劳的法律框架,不仅强化执行劳动法,还通过与来源国签署双边协议保障外劳的福利。这些努力还涵盖了确保公平的招聘流程,以及工作期间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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