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500令吉上调至1700令吉，其实不令人感意外。

一些行业，早已提供超过法定最低薪金的薪资来吸引员工。

这是所谓的市场力量，即根据供需原则及生产力来决定员工的薪金，如果相关企业开出低于市价的薪金，自然得付出聘请不到员工的代价。

然而，对于一些没有相应生产力的员工，雇主是否会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效果？

举个例子，既然政府每数年就会调涨最低薪金，相关雇主是否都干脆不会主动为其员工加薪，而是被动地等待政府调涨最低薪金？

在此财政预算案中，强制外籍员工缴纳公积金的政策，则是令人感到意外。

当然，到目前为止，有关当局尚未公布相关详情，即所谓的外籍员工缴纳公积金，只是外籍员工单方面的缴纳，还是如本地员工般，雇主也得为其外籍员工缴纳一定比例的公积金？

如果是后者，则是企业的新增负担。

其实，如果从正面角度，就长远而言，这是有益于我国的企业，因为近年来，不少国际大企业非常注重所谓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原则(ESG)的企业道德规范。

此企业道德规范包括强调劳工权益、种族及性别平等。

如果本地及外籍员工同工不同酬（外籍员工没获得如本地员工的雇主公积金缴纳），恐怕也是一项不平等。

这些国际大企业的供应商，也被要求须遵从这项企业道德规范。

迫商家自动化生产线

记得数年前，有进行电子代工业务的我国上市公司因为被指控剥削劳工，而被其主要客户终止合约，导致股价暴跌，令其投资者损失惨重。

这也是一个契机，迫使商家投资生产线自动化或提升产品价值链以应对这些人工成本的上涨。

此外，我对于一些行业动不动就要聘请外籍员工的举动，极为“感冒”，包括我国越来越多传统美食档口由外籍员工掌厨，其本地业者却在一旁滑手机。

这些业者在以请不到本地员工为借口的同时，却没有反思为何一些快餐业到目前为止却仍能做到零外籍员工。

所以，聘请外籍员工的成本上涨，也许会迫使业者开始反思，是否该回到创业当初坚持亲力亲为以保持原汁原味的初衷？

当然，对于勤奋且任劳任怨的外劳，雇主恐怕从不介意付出更多的酬劳，包括社交媒体最近流传部分外劳那远超于最低薪金的3500令吉平均月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