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批评这些学生都是暴徒，可是大家想想，为何大家不称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学生是“暴徒”？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是一名亲中人士。他的看法是港府必须重启政改。

所谓的政改就是香港在主权移交前后的政治制度改革议程，主要是两点，即特区行政长官的遴选方式，以及立法议员的产生办法。《基本法》有阐明两者的生产方式将逐渐过渡到以一人一票普选方式选出（第45条和第68条），意即双普选。

既然明文规定，这也是大陆政权对香港人的政治承诺，也是大陆展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最高体现。22年过去了，大陆会否信守诺言，从客观事实来看，港人普遍不感乐观。

有人问我，以前港英时期没有选举，现在有选举，那要如何解释？这是第三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和基本法有关系，因为双普选确实是存在于《基本法》。

其二，所谓港英殖民统治时期港人没有选举权，现在允许选举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显示，港英政府早于五十年代有意在香港推行普选，但大陆知悉即遭阻止，甚至威胁解放香港。大陆的立场是，只要英国替香港引进政改方案，一概被认定是“不友善的举动”或“阴谋”。

自此之后，英方几乎没有为香港议会进行“民主化”。直至在1984年7月，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引言表示要逐步建立一个有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同时直接向港人负责的政治制度。

绿皮书建议减少立法局委任议员和官守议员的数量，增加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间接选举和民选议员的数量。

英国人搞的中国不承担

当港英当局开始在香港推行代议制改革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忆录写到：“这是英国人搞的，中国政府不承担责任，九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应由基本法规定。”

1985年10月19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会见来访的香港政务司廖本怀时，进一步表明大陆的立场：“希望香港政治体制在过度时期不要出现急剧的变化”。李后也提到，香港立法局在九七前适当时候开始部分直接选举，中方原则上不持异议，但直接选举的名额，需要等基本法注定了之后才能确定。

九十年代主权移交前夕，港督彭定康于立法局大幅引进民选成分，结果触怒中方。事关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立法局发表就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一、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身分不应重迭，把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方议员分开；

二、增加直选议席的数目；

三、降低投票年龄；

四、落实单议席单选票（即和马来西亚现行的选举制度一样）；

五、扩大30个功能组别选民范围，即让全香港270万工作人口中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成为功能组别的选民；

六、让所有区议员为直选议员、然后1995年将选出的10名立法局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建议全部或大部分由直选产生的区议会内的区议员出任。

1995年9月17日举行的立法局选举，议席首次全部由选举产生：20席直选，30席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10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意即直选产生的区议员）产生。

翌日，港澳办发言人表示，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不能做“直通车”过渡，也不存在“部分直通”的可能。

大陆主导的基本法（草案）的政制专题小组过后在主权移交前达致共识，即：

一、以渐进方式发展政制；

二、最终达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

这就是大陆对香港市民的承诺，也是大陆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体现。我非反中，但我认为，如果大陆政权在国内事务都跳票，那么国外事务又会如何？

大陆政权在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似乎和刘梦熊所说的一样。这样的态度这才是我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