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联合国的秘书长是份吃力不讨好、对人欢笑背人愁的工作。而这种说法用在科菲安南身上可能还是最为贴切的。首先，要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很多时候本身就必须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混合体”（hybrid）；安南的前任布特罗斯卡利就是一个最佳例子。

卡利出生在黑人居多的非洲，自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种阿拉伯人；他来自回教徒居多的埃及，自己却是在当地算是少数族裔的基督徒；埃及主要语言是阿拉伯语，卡利受的却是法语教育，自联合国退休后还当上法语系国家组织的秘书长；埃及之前多年与以色列为敌（后来在他当埃及外交部长期间与以色列促成和平协定），卡利却娶了位犹太裔太太。看来几乎就要如此的“混合体”，方能把联合国这个横跨数大洲的大家庭磨合在一起。

而继任的安南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安南虽然算是真正的非洲黑人，但在整体上较为贫穷的非洲大陆上，他却出生于西非迦纳的地方贵族家庭里，从小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更首先到美国留学；迦纳是以英语挂帅的国度，安南却连法语也很流利，在瑞士法语区的日内瓦（也是联合国欧洲总部的所在地）读过硕士；他娶的太太也是一位北欧的瑞典人。

不过，对联合国机构内部来说，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安南是第一位成为秘书长的“自己人”。安南的前任以及后任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或前政要。除了上述的卡利之外，再前任是秘鲁的前外长佩雷斯，而佩雷斯的前任更是后来成为奥地利总统的瓦德汉姆；接任安南的是韩国前外长潘基文，而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葡萄牙的前总理。

安南从大学毕业起就投身联合国，起初与许多加入联合国工作的热血青年般，是参与联合国及其众专门机构在世界各地数之不尽的人道救援工作，足迹遍布全球发生天灾人祸的哀鸿之地，可说是在联合国里从基层做起的一位老手，对于联合国可为与不可为之处，皆十分清楚。尤其在他担任负责维持和平部队的副秘书长期间，更是时常需要作出两难其美的决定。事关许多人对联合国维和部队有个也许是“美丽”的误会吧，认为彼等是在交战数方的中间绝对中立的维持和平，呼吁各方放下武器等；殊不知其实在国际惯例上，只要这些维和部队配上武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求自卫也必须如此做），那么，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其中一个作战方，有时甚至必须与一或数个作战方联手去打击另一些作战方，那么也就几乎无可避免地有死伤了。

安南当上秘书长后几年就遇上911事件以及之后的伊拉克战争等，联合国的人道救援工作可谓沉重无比，也幸好有位“懂得”联合国能力与极限的“自己人”来领导。

对于我来说，安南是我的前上司，当然也是一位如此的“自己人”。我当年就在安南出任秘书长前后加入联合国工作。那时我是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的万国宫工作。还记得我的办公室与安南的办公室是在同一条走廊的头尾两端，他平时当然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上班，但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来日内瓦工作，那时他的办公室前就会有一位联合国的浅蓝制服的警卫在站岗。那时出席他所主持的会议的机会当然也有，或者在长廊上碰到他与助手们经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他在英法两语之间的来回顺畅的掌握，让我羡慕不已。

安南的逝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联合国一个比较“知己知彼”的年代的流失。而那一段有幸在国际机构服务的经验，也永远铭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