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拥堵费须审慎/曾达威
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拿督斯里扎丽哈日前表示，政府正研究在吉隆坡、槟城乔治市和柔佛新山等主要城市推行“交通拥堵费”政策，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根据2020年国家基建公司的一项研究，交通拥堵每年带来约20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仅吉隆坡一地，每天进出的车辆就达150万辆。
扎丽哈指出，若在吉隆坡实施拥堵费，预计可减少约20%的交通流量。
然而，笔者认为，该政策一旦实施，必然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政府必须在落地前谨慎考量，以免适得其反，加重民众负担。
拥堵费的推行，必须以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为前提。新加坡、伦敦等城市之所以能成功推行类似政策，在于其轨道交通和巴士网络足够发达，民众有便捷的替代选择。
若无周全配套变相加税
然而，马来西亚公共交通仍存短板，例如铁路系统覆盖范围有限、巴士班次不稳定、“最后一公里”衔接问题未解等。
若公共交通未先改善，贸然征收拥堵费，无异于强迫民众承担更高出行成本。若无周全配套，拥堵费将成“变相加税”，难解交通拥堵。
其次，拥堵费的核心目的应是调节交通流量，而非增加财政收入。
因此，政府在设定收费标准时，必须考虑不同群体的承受能力，并提供相应的豁免或补贴措施。例如，低收入群体、公共服务车辆、环保车辆等是否应享有折扣或豁免？收费模式是否应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调整，而非一刀切？这些问题都需审慎规划，否则可能引发不满情绪。
更值得关注的是，推行拥堵费可能带来骨牌效应，推高生活成本，甚至影响通货膨胀。尤其是物流、零售、服务业等高度依赖道路运输的行业，其营运成本将因拥堵费上升，最终企业势必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须提前制定缓冲机制
面对这一挑战，政府必须提前制定缓冲机制，例如为受影响行业提供税务减免或营运补贴，确保政策不会过度加重民众和企业的经济负担。
政府宜采取渐进方式，先在高峰时段试行，再依据效果调整收费模式，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
政府宜先推行试点，并强化公众咨询，与各方利益相关者深入沟通，以降低政策阻力。唯有在公共交通配套完善、收费机制合理、经济影响可控的前提下，拥堵费政策方能真正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拥堵费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压力，但若操作不当，反可能加重民众负担，甚至引发更大民怨。
在交通治理上，政府应持科学审慎态度，寻求有效调节交通流量的方案，确保符合人民长远利益。
错过台积电的巴菲特/曾达威
2022年，股神巴菲特通过伯克夏·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出售了价值50亿美元的台积电（TSMC）股票，这一决策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的投资行动之一。
巴菲特一向钟爱拥有“护城河”的企业，例如可口可乐、苹果和美国运通，而台积电无疑也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说，其技术壁垒比巴菲特投资组合中的任何公司都更坚固。
台积电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掌握着领先的 3 纳米及以下制程技术，是唯一能够大规模量产尖端芯片的企业。
无论是苹果、英伟达、AMD、特斯拉，还是谷歌和 Meta，它们的核心产品都依赖台积电的晶圆代工能力。从人工智能(Al)芯片到数据中心，从智能手机到自动驾驶，台积电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无可取代。
因地缘政治才撤资
巴菲特的官方说法是“地缘政治风险”，但即使台海局势紧张，全球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依旧深厚。美国、日本和欧盟纷纷加强对台积电的扶持，台积电也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建立新工厂，以降低供应链集中在台湾的风险。
在出售台积电股份后，巴菲特曾表示，他对台积电的管理层和竞争力毫无疑问，但仍因政治因素决定撤资。
然而事实证明，这次撤资代价不小——台积电股价在2022年巴菲特卖出后大幅上涨，至今涨幅已超过100%。
巴菲特长期偏好消费品、保险、能源和金融等传统行业，而对科技股始终持谨慎态度。尽管他在2016年买入苹果，但对半导体和AI产业的兴趣依然不高。
然而，科技行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计算等技术正不断重塑市场格局。
英伟达H100及新一代 Blackwell AI芯片依赖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特斯拉最新的自动驾驶芯片也选择了台积电的4纳米工艺，而非三星。
倾向规避短期风险
如果伯克夏当初未卖出台积电，仅靠股价上涨，就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收益。而更重要的是，长期持有台积电，或许还能帮助伯克夏加深与全球科技巨头的合作。
巴菲特的长期主义投资理念一直备受推崇，但在台积电的决策上，他似乎更倾向于短期风险规避，而非长期价值投资。
这并非个例——他在 2000 年代曾错过微软、亚马逊和谷歌的成长，如今或许又错过了台积电。
当然，巴菲特仍然是全球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但这次失误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成功的投资者，也难免因个人偏见或短期考量而错失良机。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瞬息万变，如何在长期价值与短期风险之间找到平衡，或许是所有投资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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