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我国进化中的独裁者/郑梓康

疫情时代,在亚洲两个新兴民主国家中,缅甸和马来西亚在经历民主化后遭受威权势力的反扑。

缅甸在经历第二次民主选举后,经由人民票选产生的民选政府,在军方通过非宪政手段,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并取而代,扼杀了该国脆弱的民主,且重返2010年民主改革前,过去50年军事统治的老路。

我国民主不至于面对军事政变的高度镇压,唯在首次政党轮替民选上台的希盟政府遭遇旧建制派势力的反扑后倒台,也面对民主环境恶化,威权势力膨胀的问题,致使我国脆弱的民主备受打击。

然而,美国作者威廉道布森在其著作《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中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多数独裁者都以柔性取代武力残暴的形象示人。

相较缅甸军方以武力镇压民众的举动,慕尤丁政权在遭遇政治危机的挑战,却充分体现进化独裁者的特征。

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执政集团,在操纵社会的种族和宗教情绪回归后,反而变得更加精明。为了保住政权,不惜以疫情为由,在反民主精神下落实紧急状态,拒绝召开国会议事,即使召开国会也允许技术官僚干扰国会运作。

善用国家机器

此情此景,与1969年当时联盟政府利用五一三事件在全国落实戒严,冻结议会民主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利用武装力量钳制民主和人民的个人自由,而国盟政府则利用公共卫生安全,来合理化执政集团的独裁行为。

然而,威廉道布森也在著作中指出,现代进化中的独裁者在遇上政治危机时,也不会粗糙的逮捕异议分子或直接冠上政治罪名,他们会聪明的动用国家机器,利用逃税、个人私德的问题和调查专业伦理来对付异议分子,让他们的独裁行为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法治精神。

其中,慕尤丁政府以同样的行径,动用国家机关威逼利诱反对党议员支持国盟政府,以便在国会取得多数优势防止政权倒台;同时也利用传染疾病预防与控制条例,对付斗争集会的出席者;以疫情之名剥夺人民上街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

随着网络时代的进步,过去互联网是反制独裁者的重要场域,而我国反民主阵营从过去国阵倒台吸取经验,将其视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文宣工具,利用种族与宗教课题分化社会反独裁的势力。

未全摆脱独裁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疫情期间,我国民间自发的举白旗运动在网络广乏传播并获得热烈响应后,最终局势让我国朝野政党在民意上取得足够的正当性,推翻抗疫无能的国盟政府。

这也使得我国宪政制度,在面对独裁者的强烈破坏时,得以展示出其坚韧,避免了独裁者意图独揽国家大权的动机。虽然我国政治体系尚未摆脱独裁势力,但是,紧急状态在慕尤丁的独裁政权下台后废除,确实在我国民主严重倒退的情况下给予正面意义。

当然,国人必需意识到要推翻一个独裁政权不容易,要建立一个民主政体更困难。相较于缅甸国家民主化的经验,我国能免于军事政变已属不幸中的大幸。然而,反民主势力不会因为民主化后而全然消失,相反会借鉴民主阵营成功的例子,再以进化形式反扑。

最后,威廉道布森也在其著作中点出:当独裁者越来越灵活,反抗者的花招也越来越多。随着局势的转移,反独裁者固然会在与独裁者的博弈中进化,而我国当下的民主环境需要进步公民前仆后继的入场,才能放眼未来完成民主转型的巨大工程。

 (公正党彭亨青年团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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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谈非华裔生的教育公平/梁庆业

近40年,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选择就读华文小学。1985年,华小的非华裔学生不到8000人,可在8年后增加接近三倍,达到2万1508人。

之后,非华裔华小生人数持续增长,1995年约为3万5000人,2006年达到6万零96人。截至2021年,非华裔学生占华文小学学生总数的19.75%,约有10万人。

针对此现象,笔者观察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人欢迎非华裔学生就读华小,认为是友族同胞认可了华文教育,同时也有助于巩固华小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非华裔学生的增多可能会影响华小的教育质量,逐渐使其“变质”。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立场。笔者认为,教育的核心是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成长,因此在探讨这一议题时,应关注学生本身,并以教育研究为依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华小非华裔学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在学习表现上的具体差异,更是鲜有探讨。

3维度有显著差异

大众普遍认为华裔与非华裔在学习表现上存在差异,但具体差异的细节却少有详述。笔者在硕士论文中对华小里不同群体的学生差异展开研究(389个样本数,研究地点:雪州八打灵)。(在论文中,笔者不以种族区分学生,而是依据其母语,因为从学术角度看,这种划分更能反映教学现状。因为有些华裔学生主要使用的语言并非华文。)

结果证明,华文母语学生与非华文母语学生在投入程度中的3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行为、校内人际关系和学校参与?

这表明,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非华文母语学生难以适应华小的教学环境。

只需克服语言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者在上述3个维度中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习热忱、认知和对学校认同维度上,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这可能意味着,非华文母语学生只要克服了语言障碍,他们也可以融入以华文为教学媒体的环境中。

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在政策、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上应更多地考虑这部分学生的需求。例如,政府是否有相关政策以确保华小具备足够且有能力的师资?课程发展司在制定课程时是否展开多方面研究?课本或教材的编写与设计是否有考虑后进生(或非华文母语)学生需要的学习鹰架?这些问题都亟待更多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去思考。

林连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40年,但其追求教育平等、文化传承和母语教育的精神一直与我们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约占总人口的两成,我们为保障母语教育的权利一直在不懈努力。

然而,如今在华小中同样占比近两成的非华裔学生,是否也有相应的资源与支持来满足其教育需求?

(作者为教育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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