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前中国还在落后挨打时，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就极力鼓吹“实业救国论”。他们认为，发展“实业”能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扭转国运。

这些人包括民族资本家张謇，他创办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封疆大吏张之洞则积极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更写了《实业计划》，规划兴建世界级大海港和遍布全中国的交通运输系统，也计划全面开发各种矿产和兴办机械制造工业，加速国家的经济现代化。

“实业”指的就是有具体生产设备、生产材料，或是拥有实体物质的企业类别简称。生产型企业、原料加工型企业、矿山开采型企业、金属冶炼型企业等，都属于实业型企业。

实力根本在“实业”

有了实业，才能建立“实体经济”，一国的实力，根本在于“实业”。和实体经济相对的则是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如金融业和股票行，还有可以炒作买卖的房地产市场也属于此类。

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一旦虚拟经济过热且长期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匹配，就很容易形成泡沫和金融风暴。

当国家陷入危机，领导层必须做出取舍时，战略考量肯定是优先保住实体经济和实业，而非虚拟经济。虽说吃喝玩乐是人之大欲，但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这些属于第三产业的服务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都会被迫牺牲掉。

例如，抗战初期的中国，工业底子薄弱，如果不把各类轻工业和民生用品工厂不断转移到内陆，则难以长期对抗拥有海陆空绝对优势的日本皇军；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发起闪电战，苏联第一时间将大量重工业和军事产业转移到大后方，后期源源不绝生产出来的重坦克、飞机和火炮，成为苏联反败为胜的关键；英国本土面对德国空军轰炸、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面临美国航空母舰逼近时，优先要战略转移的产业，肯定是生死攸关的重工业和军工产品生产线。

到了冷战时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重新崛起，主要靠的是汽车工业；同为战败国的德国，靠着严谨精密的工艺传统，让“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在世人眼中，德国品牌等于是高品质的代名词。近十年来德国更成为全球首先提出“工业4.0”战略的国家，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从“实业救国”走到了“科技强国”的阶段，近年来非常重视高端的科研发展，工业4.0范畴内的自动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等成为中国理工科学界的热门显学。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启动“中美贸易战”和“新冷战”，在芯片领域的明争暗斗和制裁华为的技术竞争，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已威胁到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权。

以前各国优先要保住的实业，主要是重工业；到了工业4.0年代，实业就是高端技术的半导体领域。马来西亚虽是小国，但在全球半导体领域举足轻重，是世界第7大半导体出口国，也是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主要中心之一。许多高科技跨国巨头都在马来西亚设厂，生产晶圆、电子电气元器件、集成电路等产品，占据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战略地位。

大马封锁全球缺货

马来西亚最近因疫情的封锁措施，导致多家半导体企业的产能深受影响，直接冲击到包括苹果和三星在内的科技巨头产品供应链，甚至加剧了全球“缺芯”的现状，引发全球半导体缺货和涨价潮。

目前马来西亚制造业成为疫情感染群的重灾区，也出现声讨制造业、关闭工厂的声音。事实上，大部分跨国高端半导体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项目，内部防疫措施甚至比官方规定还要严格，必须遵守外国高门槛的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标准，不达到环保和人权要求的产品将被制裁和禁止入口。那些大量确诊的案例，主要出现在外籍移工劳力密集、住宿环境较差、较少自动化的传统制造业工厂。

有人质疑为何“电子与电气”（E&E）是“必要领域”？也有人借“制造业可继续营运”来挑起民间因疫情锁国引起的怨气。无论如何，过去历史已经揭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权，不管在极权还是民主国家，在战时状态（wartime）中的战略决策其实都一样，保住“实业”才是保住国家的根本。因为，国之不存，民将焉附。

工业4.0年代的“实业”就是高端半导体的制造业领域，也是国家迈向“后疫情时代”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战疫”必须保住制造业，成为各国政府必然的痛苦抉择。

纵观全球各国，即使疫情再严峻，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停止高端制造业领域的运作，马来西亚自然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