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发生在伊朗的示威让全世界惊讶：年轻的女性脱去黑色罩袍，露出长发，再一把剪断，甚至有者赤裸身子，写满标语，站在人群之中慷慨发言。

不只是女性，男性也加入抗议行动，燎原之火蔓延开来。

面对长期的高压统治，如今，古波斯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自由，走上街头。

有一首格言诗，大家耳熟能详：“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原作出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现在中文流行的版本，有把“生命”一词换成“面包”的，但主轴思想没有多大的变易：自由高于一切。

近来，在华人圈“国际形势东升西降”的论述之中，不少朋友对西方那种“放任式”的民主自由提出质疑及反思，有一些归纳法简单而粗暴：民主自由都是西方的那一套，未必是好东西。

先按下“民主”不谈，单说自由，人无不向往自由，但生活在文明社会，又不得不受各种法律、制度、教条所束缚。

一个提问：一个人到底可以拥有多少自由，实际上又需要多少自由？

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你的国家、社会、家庭，愿意赋予你多少自由？

建立在“平等”基础

站在公民意识的角度，自由的光谱很广：包括行动的自由、服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表达异议的自由等等，究其本质，自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生而为人的权利及尊严。

谈及人的自由，在世界诸多地方，女性的不自由，问题就更为彰显。

明代的汤显祖写了一部《牡丹亭》，剧中的女主角因为被父母禁止到花园游玩，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400多年过去了，21世纪的现今世界，依然上演着血淋淋的个案：有女子被家人用铁链困锁一生，沦为生育工具；还有伊朗此次示威的起源，就因为22岁的女子头巾没有戴好，被道德警察拘捕，最后离奇枉死医院。

连头巾没有戴好这等小事，政府也要管，甚至闹出人命，这样的钳制自由，很自然招来不满和反抗，蓄满能量之后，便如点燃炸药的药引。

旅居法国的伊朗漫画家玛嘉莎碧塔（Marjane Satrapi）出版过一本烩炙人口的自传《我在伊朗长大》，翔实地刻划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前后的剧变：在人民的群起抗议之下，独栽的王权倒台。

然而，新兴替代的宗教政权以更为高压的手段统治，妇女被强迫戴上头巾，甚至不准在街上随意跑动，理由是左右扭动的屁股，看起来猥琐。

日常生活之中，人民被迫与西方文化切割，道德警察日夜巡逻，不准有西方的歌舞，不准有西方的服饰。

这套漫画很好地补充了外界对于伊朗的认识。

有人说，伊朗的问题在于王权的错、神权的错。

莎碧塔的家人便是激进的共产分子，幻想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全新的伊朗，最终以失败告终。

然而，社会主义并非一切问题的万灵丹，把国家建成如同朝鲜一般，人民未必有什么幸福，看一部韩国电视剧都是严重的过失。

向前走莫开倒车

无论是崇神、保王、社会主义，在种种的意识形态之外，一个更重要的议题：一个国家的政权、领袖，是否能够摒弃独栽、集权、封闭、强人统治，把自由赋予一般的百姓。

这当中又牵涉到民意、媒体、政党的监督。如此说来，还是免不了要回到民主自由的范畴。

在客观环境之下，政体的健全需要时间的养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重点是向前走，切莫开倒车。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内大选，国际间的风起云涌都在刺激我们思考，应该把手中的一票投给哪个政党、哪些政治工作者，在纷纷扰扰的众多选择之中，选民心中要有明确的想法：这一方掌权之后，愿意给我们多少自由，而不是困在方方框框里当顺民，无条件为政治人物的愚昧点头、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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