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放眼另一个高峰/陈春福

2019年02月25日

广西北部湾发布一份数据，详细列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的成绩单，这个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构想，不单为中国本身的经济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更带动沿线友好合作的国家改善经济，造福民生，塑造更和谐的国际环境。

截至2018年止，中国已和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之间的合作文件，更推动各合作伙伴国家建立发展愿景，各国政府按本身国情而与带路战略对接——俄罗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蒙古有发展之路、哈萨克打开光明之路、匈牙利向东开放、泰国也有东部经济走廊、越南开启两廊一圈、土耳其有中间走廊、沙地也有愿景、印尼更建立全球海洋支点，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带领各自的国家朝向美好的目标前进。



带路倡议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良好完善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就是空谈。过去5年，带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与中国的合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俄罗斯开启了珲马铁路和中俄黑龙江大桥计划、越南打开了中越国际铁路和中越边沿公路、蒙古的中蒙俄铁路和两山铁路、哈萨克则有阿亚古兹铁路和中哈公路，缅甸的滇缅公路和澜沧江与湄公河的开发大计，这些项目肯定是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设施。

在港口方面，中国港口与世界200多个国家、600多个主要港口建议航线联系，印尼、印度和韩国是和中国港口交流最频密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口、丹绒柏勒巴斯、关丹港口、马六甲、槟城和民都鲁6个港口，也和中国大连、太仓、上海、宁波舟山、福州、厦门、广州、深圳、北部湾、海口等10个中方港口缔结中马港口联盟。

铁路联通最耀眼

铁路联通应该是带路倡议最耀眼的一大创举，2011年自重庆开跑的中欧班列，从开始的17趟到2018年杪的6300趟，5年来累积开行达到1万2000列；运送货物总值从2011年的不足6亿美元到当下的160亿美元，到达欧洲15个国家的49个城市。在中国国内，共有56个城市开启中欧班列；开始时，运送的物品是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但当下已包罗了服装、粮食、葡萄酒、汽车及配件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中欧班列约半个月即可将物品从中国运送到欧洲目的地，既节省时间，运输费用也大幅下降30%，产品更具竞争力。

中欧班列之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也在绽放光芒，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中国西部省区市，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将物品运送到广西出海，通达新加坡等东盟主要国家和全球各地。这个陆海联通的大计，直接受惠的是与中国近邻的中南半岛国家，而新加坡这个国际最重要的海港也如虎添翼，成为中国西部省区物品重要的聚散地。



带路倡议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促进双边贸易往来，亚洲、大洋洲、西亚是中国贸易往来重要的合作区域。2017年，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沙地阿拉伯是中国1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7年，韩国名列前茅，贸易额达到2800亿美元；越南1218亿美元及马来西亚962亿美元。

5年来，中国资金不断走出去，在带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至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为当地制造了超过24万个就业机会，在所在国缴纳的税务累计超过20亿美元。

截至2017年，中国与带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旅游达到6000万人次，成为世界旅游的新增长亮点；中国也与29个带路国家实行免签证或落地签证，范围包括西亚的国家。

马来西亚虽然是最先支持与参与带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但在各个领域包括双边贸易、双向投资、旅游、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显然力道不足。双边贸易方面，马来西亚过去多年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之后停滞不前，近邻越南急起猛追，2017年超越了大马；旅游业方面，泰国在东南亚一支独秀，马来西亚总是翘首北望，却找不到超越的路；基础建设更是一波三折，中南半岛的柬埔寨、寮国和泰国甚至印尼的高铁项目相继开跑。但我们的隆新高铁展延，东铁也在谈判中。

超过600年的友谊，马来西亚与中国本应是命运共同体中最亲密的伙伴，配合今年建交45周年的重要关头，我们是否应该加把劲，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将两国的友好关系再推上一个高峰。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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