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政党民生服务/振鸿

时常听到国阵一些华基政党强调要努力服务人民的言论,甚至以此做为他们大选的策略。但是,经过了多届尤其是308和505大选,这些政党并没与时俱进。

民生服务这一招在我们父辈的年代或许很奏效,因为那时教育水准不高,许多人都无法看懂英文和马来文书信,马来语也只是巴刹式的。这造成他们面对一些民生问题如家门前路灯失灵、家里停电断水、修建道路天桥等等,都需要选区议员来帮忙反映和争取。



再加上那时代华人都面对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公民权、华校问题等等,都需要议员们动用政治力量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周旋争取。

来到了我们这个年代,随着大马高度的城镇化,所面对的民生问题已大大减少,就算是有,随着我们这一代教育水准的提升,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向相关部门反映和跟进,已不太需要劳烦那些议员们。

随着民智的提升,在我们这些年轻选民眼中,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根本就是政府所应该提供的服务。如果选区里有太多民生和发展问题,那就是政府的效率问题和行政偏差。

那些国阵华基政党常常强调自己是执政党的成员之一,却在大选时大打民生服务牌,等于在告诉选民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是有行政偏差和效率问题,这样的政府要如何吸引我们这一代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选民的支持呢?这也可能是国阵过去两届大选都无法在大多数的城市和半城镇选区胜出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求的议员是能在囯或州会议中代表选民表达对一些囯家和地方议题的心声,以及能从大格局下手,与相关单位合作为选区制定合适的长远发展蓝图。就算要打民生服务牌也要从监督政府着手,从根本和制度上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等问题发生后才來充当救火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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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华小易名之深思/南洋社论

三所华文小学因易名问题引发的争议,再次触动了华人社会对先贤贡献的珍视与文化传承的敏感神经。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名权之争,更是关于历史文化传承、华裔对国家贡献的承认及尊重的深层次问题。名字之于学校,不只是一个符号或标签,而是历史记忆、文化根基与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以华裔先贤命名学校的初衷和意义。当年,国阵政府与马华公会争取的“10+6”华小,其中3所学校以敦翁毓麟、敦林苍佑和郭鹤尧三位先贤的名字命名,是对他们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华文教育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这不仅是对先贤精神的纪念,更是一种文化象征,提醒后人铭记先辈的努力与牺牲,激励年轻一代承继奋斗精神。

然而,改名事件在2018至2019年间发生,引发诸多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学校名称的更改是由出资者建议,还是教育部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所批准的决定?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指出,尽管出资者有权建议命名,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教育部手中。因此,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任内批准改名,实属不妥。这一立场引发民主行动党领袖的反驳,甚至有人质疑马华为何不在接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将学校名称改回原状。由此,一场关于责任归属与政治立场的口水战愈演愈烈。

然而,在这场争论的喧嚣背后,我们更需要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华裔先贤的贡献为何值得被铭记?二是为何学校名称的变更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

华裔先贤贡献不容忽视

首先,华裔先贤为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敦翁毓麟、敦林苍佑和郭鹤尧三位先贤,分别在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学校,是国家对其贡献的肯定,也是华裔社会与国家历史的交汇点。这样做,不仅彰显了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更能激励后代追随先贤的脚步,肩负起建设国家的使命。

其次,学校名称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华文教育之所以能在马来西亚生根发芽,离不开无数先贤的努力与奋斗。学校名称的更改,无疑是对这种文化认同的模糊化,甚至被视为削弱华社历史贡献的象征。

因此,华人社会对改名事件的强烈反应,既是出于对先贤的敬重,也是对华文教育未来发展的忧虑。

面对这一问题,现任教育部领导层责无旁贷。

教育部长法丽娜及副部长黄家和应该正视华社的诉求,重新审视学校名称改动的合理性。尤其是黄家和,作为华裔代表,更应展现担当,明确表态是否支持将三所学校恢复以先贤命名。这不仅是对华社的交代,更是对历史与文化传承的尊重。

教育,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学校的名字看似微不足道,但它背后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却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我们认为,恢复三所华小原本以华裔先贤命名的名字,不仅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更是对国家多元社会共存共荣理念的具体体现。

最后,我们呼吁各界政治领袖摒弃口水战,回归问题的本质。无论是政府还是出资者,都应以教育与文化传承为重,让这场风波早日平息,让三所华小的名字重新焕发出先贤精神的光芒,照亮莘莘学子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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