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文化意义上的奴才/章龙炎

鲁迅写过一篇短文章《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奴才总爱向人诉苦。有一天,他向一个聪明人诉苦。聪明人听了表达了同情,还安慰他“你总会好起来的”。过后,他感到舒坦了许多。

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心理不平。他遇到了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边听奴才的诉苦,就开始骂奴才的主人。在听到奴才诉苦他住的屋子没有一扇窗时,傻子就动手要为奴才砸一个窗洞。可奴才却为了维护主人的财产,喊来了一群奴才,合力赶走了这个他口中的“强盗”。

他得到主人的夸奖。奴才很高兴,感谢聪明人“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放在写此文的背景(100年前),鲁迅是讽刺当时的社会。聪明人世故清楚地知道现状改不了,奴才也只能通过诉苦解解闷气。

傻子不安于现状,他听了奴才的投诉后,哀奴才之奴气之余而出手帮忙。没想到奴才为了护主而“出卖”了真的有意帮他的人,过后反而去感谢敷衍奴才的聪明人。

鲁迅只提但不论的“主人”是根深蒂固的旧礼教社会。

抽掉当时的社会背景,再把鲁迅的“聪明人、傻子与奴才”当作文化现象来看,会是蛮有意思的。

奴才不是真正的奴才,而是那些爱说“人民是老板”却不满现状,总爱诉苦而奴气冲天的群体;聪明人是知道现状改不了,不过经常表现出同情奴才的样子的人。

而傻子也不是真的傻子。他听了奴才诉苦,从旁怂恿那些以他为首,带领奴才把对现状的不满化为行动“敢敢乌巴”。聪明人其实伪装为“傻子”,以掩饰他们不能改变现状的认知。奴才哪里分辨得出。

不把承诺当回事

真正的傻子是听信奴才诉苦,还尽能力去缓解他们的怨气的人。这个大傻子与一群傻子还“一诺千金”地去落实承诺。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受到奴才的种种指控,包括被指是“强盗”而被赶走。

真正的“主人”出来赞扬一番,奴才却表错情的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强盗”被赶走后,不是奴才的看到的是聪明人、假傻子与主人其实是“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不把承诺当一回事,还说承诺不是圣经。

这,奴才不但不在意还听信“三位一体”的大局观,对自己之前所做的各种以“受到不公平对待”为基础诉苦,几乎当作是一场游戏。

“一家人”绕梁三日

我说“几乎”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文化意义上(表现在言行举止)的奴才,即使尊严见底,还需要为政治的“三位一体”表面的尊重文化表示感恩。

上个月的国庆日庆典出现舞狮表演,却出现了史上第一次的假消息,奴才还真的信以为真,心里欢呼“这票值了!”

最近没记错的话,已经阔别近30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又再从某个领袖口中出来,还可让奴才绕梁三日,可见一斑。

所以,他们可以对《我们不一样》这首歌,或者歌名感到有精神上的舒坦,还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们不要也不能诉苦,至少还有施展精神胜利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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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图书馆禁书风波 香港矫枉过正惹议

报道:程中夏

香港公立图书馆与一些中学图书馆为了严打黑暴势力,将一些鼓吹港独的书籍下架,但也被批评矫枉过正,传出要禁止鲁迅、龙应台、乔治·奥威尔的书,引起反弹,指责这是“低级红”还是或“高级黑”?是愚昧官员“用力过猛”?或是别有用心之徒在公务员系统内,故意破坏香港形象?

香港不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城市?公立图书馆查禁支持黑暴言论的“禁书”名单是否越来越长?

“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最近表示,有学校反映鲁迅作品被教育局官员指“鼓励学生上街”,不应在学校图书馆借出,亦有学校声称收到教育局人员指示,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书籍都不要在校内图书馆出现。

他又说含有政治隐喻的书籍,例如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动物农庄》等,有不少学校为免惹上麻烦而已下架,尽管相关书籍迄今在香港公共图书馆里仍可借阅。

传言一些学校图书馆的禁书包括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动物农庄》以及鲁迅的小说,引起了文化界的反弹。

大陆图书馆仍可借阅

在中国的图书馆,这些书都可以借阅,然而香港中学图书馆为了严打黑暴,不惜矫枉过正,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安全,或是揣摩上意,自我审查得比中国大陆还严格,但过度审查却是“低级红”,变成弄巧反拙的“高级黑”,在国际形象上授人话柄,被人抨击香港难道真的变成“1984”,要“说坏香港故事”。

更甚文革高峰时期

一位媒体资深人士说,要禁止鲁迅、龙应台和乔治·奥威尔的书,即便只是传言,也都损害香港的形象。

他怀疑这是否愚昧的官员“用力过猛”的结果,还是别有用心之徒在公务员系统内,故意破坏香港形象,因为鲁迅的书在中国,即使文革高峰时都没有禁,若在今天的香港被禁,会成为一个大笑话。

自《国安法》在2021年通过以来,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也因应《国安法》重新检视馆藏,将不少政治相关书籍剔出馆藏。

最近被剔出馆藏的包括已故民主党鞭司徒华全部材料、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所撰写的爱情小说;香港政治学者马岳、沈旭晖、许宝强、方志恒也被在香港公共图书馆网站系统里消失。

今年3月,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表示,图书馆内明显违反《国安法》的藏书已全部完成处理,但相关工作仍在不断进行,但一直没有交代明确准则和禁止的数目。

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公共图书馆在可行情况下可清楚解释准则,认为禁书的标准应该透明化。

市场可流通被指双标

香港特首李家超则说公共图书馆须确保馆藏散播的信息不会有违“香港利益”,市民仍可在书店购买下架书,指香港公共图书系统与私人商店的标准可以不同。

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则反驳:“不理解为何有部分书籍不适合在公共图书馆上架,却可在私人市场流通?反问政府是否有两套准则应对‘政府市场’及‘私人市场’?”

香港政府也始终没有解说被下架的书籍是基于《国安法》,还是其他政治准则。

比深圳更严厉

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的禁书范围被指责比中国大陆更严格,例如深圳市图书馆网站可以找到部分被香港下架的书籍。

其中,司徒华的《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在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仍可借阅,区家麟的《潮池》亦可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深圳图书馆内阅览,但不可外借,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评论金庸小说的书籍《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情》也可在杭州图书馆内阅览。

澳门图书馆方面,在香港媒体报道前,澳门公共图书馆系统搜查结果有12本司徒华文集可借,但经媒体报道后就立即下架。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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