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文化资本对贫穷的宰制/廖珮雯

上星期六,正当新山各族兴奋迎接年度盛事——古庙游神之后,旋即发生一场悲剧。一名22岁女车主在游神后开车回家时,遇到少年脚车党,闪避不及而酿成8死8伤的惨剧。

但是,事发后,华裔网民的留言多指责马来友族少年,这些意见成为主流看法,而少年的父母更成了众矢之的。少年父母强忍丧子之痛,还要面对社会大众的多番指责,叫人看了为之感到不忍与心疼。



华裔网民多认为,马来少年骑脚车党有错在先,本来就不应违规交通规则,以致招来横祸,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站在教育方面,父母管教子女无方,让年纪这么小的孩子在深夜四处游荡。加上女车主是华裔的种族敏感,让此意外蒙上些许种族课题。

单就这两点,这起涉及多起人命伤亡的少年脚车党意外事件,表面上看,都可归咎于受害者本身自己个人的错误所致,与政府、社会全不相干。这是个人的问题,所引致的灾祸应由个人承担。

事实确实如此吗?如果跳出框框,试著从另一角度来看,或许可以发现另一些视野。

探讨社会结构影响力

回想台湾的随机杀人案件。社会也对危害别人的郑捷鞭尸,忽略探讨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例如其原生家庭父母的养育,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躲在家打电动都可以出来杀人。如果只是追究郑捷,将之视为社会的毒瘤,忽略外在造成/生成这种人的结构因素,悲剧将一再重演。



同样地,为何本地印裔子弟,经常涉入私会党纠斗?是他们家庭教养不好吗?看过电影 Jagat 的可发现,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父亲是穷工人,每天努力劳作,深知教育能改变族群命运,对孩子教养格外严厉,结果最后孩子还是步上叔叔们的后尘。彷佛轮回般,即使努力也逃不出这个结构般的命运。

同样的情况也可用在美国黑人,纽澳的原住民身上,为何这群被边缘化的族群,经常和喝酒、殴斗等连接在一起?是他们生来就要犯罪的吗?还是社会结构造成?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深入理解的。

深层的社会结构,往往产生一股个人、个体难以违抗的命运般的作用力,如果没有自觉想要离开,会很容易卷入。就算有自觉,也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行。为何?这是因为社会个体的文化资本都不一样,而文化资本的累积,多由家庭累积而成。

文化资本是指不同社会地位之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产,不同于商业市场中所使用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强调土地、工厂、劳动力、货币、资产、收入等物质性因素,而文化资本则是透过家庭和学校教育所获得的文化资产,它虽然也包括物质性的事物(如绘画、古董),但它更强调语言习惯、秉赋才能和学位头衔等非物质的因素。其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乃是构成社会阶层化的两个主要原则。

寻求解决方案非指责

因此,这也是本文尝试连接贫穷与飙车(或其他犯罪)之间的关系。如果还没清楚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家庭背景、接触人群、日常生活圈子与实践,一味只是鞭尸,说他们活该,的确过于简化深层社会结构对个体产生的重大作用力和影响力。

至于贫穷和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探讨,才能确定。而美国黑人、原住民的案例,也是在经过很多年的误会偏见、刻板印象,在被社会不断贬低轻视之后,才渐渐被正名,厘清社会结构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另,电影 Jagat 已很好地说明印度人社会和犯罪活动的轮回关系,是僵化的社会结构造成。

因此,针对此次意外悲剧,社会大众不应一味指责,而是追溯整体社会结构成因,建议并监督政府在立法、城市规划等公共空间秩序方面的做法,探讨解决方案,防止悲剧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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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狮城高效治理是双面刃/廖珮雯

新加坡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今年4月下旬爆发,超过80%确诊病例是住在宿舍的客工,以来自孟加拉、印度和中国为主。

疫情在客工宿舍大爆发,引起各界关注,并招致非政府组织、异议人士、公民团体、政府高官、媒体的批评,同时也让新加坡客工的生活情况被带到镁光灯下。

新加坡政府采取双重隔离措施,让客工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他们只在宿舍、罗里、工作范围活动,这能确保客工隔绝于社会大众之外,又有效让建筑业持续活络,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务实的管理思维,却忽视客工群体的感染风险。

在新加坡政府理性务实的管理思维下,导致缺乏人性化措施和社会同理心,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发,社会大众竟赞扬政府的隔离措施有效,这很吊诡。

这不仅透露新加坡贫富与阶级差异的防疫漏洞,更显示长期以来家长式管理下,人口控管政策、物理空间规划,及客工的治理模式。

人口控管政策

相较于其他国家人民的身分以种族来划分,新加坡由于社会功利主义的倾向,以持有的工作证等级来划分社会阶级,这反而成了新加坡的社会身分。

持有的工作证反映个人的薪水、学历、国籍、工作性质、住房、消费能力等,基本上,凭个人持有工作证就能约略判断其社会阶层。

持有工作准证(WP)的劳工,无论种族国籍,都被划分为整个社会里最底下层的群体。成为永久居民是各类工作准证持有者的“终极目标”。

作为最底层的WP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手拿低薪,雇主是决定他们去留的关键人物,大部分染疫客工属于此阶层。

物理空间规划

在人口密度增加、空间狭小的岛国,为维持花园城市的形象,新加坡政府必须对人口和空间有严格的控制和规划,而新加坡政府在空间的设置与安排,较其他国家更严密。

组屋的设计、笔直有序的道路、整齐划一的景观,都展现岛国对物理空间的规划。

从新山入境新加坡供人们排队的车站,不是用铁栏划出空间,就是用黄线划出分割线。这些在公共场所的日常空间规范及规划,都表现城市国家对空间无序的容忍有限,以及强调一切严谨有序的讯息。这或许是来自岛国空间匮乏下型塑的治理思维。

在家长式管理下,新加坡政府为外籍客工划出只属于他们活动范围的宿舍、供娱乐休闲的小印度、供出卖劳力的建筑工地和各种工作地点。

将客工集中式管理并非在出现疫情后,才进行的大规模隔离。在对人口和空间的严格管治思维下,当地人生活在住宅区、客工在宿舍区的界限分明,导致新加坡民众和客工同处一个社会,却生活在不同世界。

新加坡的人口管理,不论是对本地公民还是外籍客工,都属于圈养型的家长式管理,但有明显的差别待遇。

在本地公民的治理上,新加坡政府派出“大使”到人多的地方巡逻,看到有人没戴口罩,会温馨劝导,直到讲不听才出动警察开罚单;该国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将6月的年中学校假期提前至5月时,居然为政府关闭珍珠奶茶店而向学生表示遗憾,这是类似父亲对孩子疼爱般呵护的一种家长式管理的反射。

而在管理客工方面,为了应付大量征聘的客工,新加坡政府允许建设庞大的外劳宿舍,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客工都必须拥有4米x 4米的个人空间,但一些外劳宿舍的设备在人性化方面引关注。

该国总理李显龙在宣布第二次阻断措施时强调,疫情大爆发多集中在客工宿舍,社区感染未扩大,这虽是安抚民众的说词,但无形中制造更大的社会隔阂。

政府高官对待当地公民和外籍客工明显不同的隔离政策,体现的不仅是阶级不同的政策,还有缺乏人性、逐利的商业机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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