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冠病大流行期间，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交媒体）使用了许多医学术语。有好几个疫情词汇产生了误解。其中一个术语是“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

一名冠病患者通常会感染2到3人（R0值2.5）。一名超级传播者感染的人数高于此值。大多数高度传染性的超级传播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感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病毒。

2003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爆发“非典”期间，通报了一名超级传播者，即：一名在北京住院的病人，是76名病人、房客和医护人员第4代感染的来源。2015年韩国爆发“新非典”期间，186病例中有166例（89%）没有传染别人，5例传染154人，索引病患传染28人，3名第2代感染者各传染84、23和7人。2014/2015年西非爆发“伊波拉”，估计3%病人造成61%病例。

超级传播事件

“超级传播事件”这个术语用来指一人或多人在聚会上传染给数量异常的第2代病例。2005年劳埃德·史密斯首次使用。

在冠病疫情中，60%至75%病例没有传染别人，但是10%至20%病例造成80%第2代感染，就是由超级传播事件所造成。超级传播事件可以在社交或隔离时发生。

香港一项研究使用1038病患的接触者追踪数据，发现19%病例造成80%感染。作者们辨识出4到7个超级传播事件，造成51个感染群。这些超级传播事件发生在家庭聚会、酒吧、现场音乐表演、婚礼、其他社交活动，和寺庙。作者们发现，症状发作和确诊之间的时间越短，不会降低传染率。

其他超级传播事件

●韩国大邱一场宗教集会，一个人的出席导致超过5000人被感染。

●2020年2月，美国波士顿一家制药公司的行政人员会议，造成初始感染97人。会议的病毒株传播到美国其他州属、澳洲、瑞典和斯洛伐克，感染约24.5万美国人，在2020年10月可能达到30万人。

●2020年5月，加纳的鲜鱼加工厂的一名工人据报感染533名工友。

超级传播者的特征

超级传播者有某些特征。

第一，超级传播者感染的人数多。传染病的传播特征为基本传染数（R0）和扩散参数（K）。R0描述一名受感染者在一个易受感染的人口中可感染多少人。K值越低，变异越大，即：较少病例就可造成大多数感染，很大部分的感染可关联到超级传播事件的大感染群。受感染人数变异大时，K值越接近0。冠病的K值据信是0.19。目前，不可能事先辨识超级传播者。这是因为，症状发作前人的传染力最强，44%新病例是无症状传播。不过，已知超级传播者传播病毒的地方，是拥挤和/或封闭场所、通风不良、用力呼吸、唱歌或叫喊的地方。

第二，冠病关切变种病毒（VOC）可能提高传播风险。关切变种病毒如阿尔法、贝塔、加马和德尔塔传播得更快。德尔塔变种在大多数国家正成为主流，很可能是因为它有能力比其他变种更快传播，它的高病毒量是疫情开始时所通报的1200倍。如果包括德尔塔在内的新变种被超级传播者传播，就很难控制疫情。幸好，现有冠病疫苗对德尔塔变种有效，虽然有效性较低。

基因或影响传染

第三，超级传播者可能有高病毒量。病毒量是每毫升血液的病毒颗粒数。高病毒量显示大量病毒在复制，增加病毒脱落和传染性。病毒量高的超级传播者感染人，后者的病毒量很可能也高。高病毒量通常与严重感染有关联。

第四，环境对病毒传播有影响。巴西圣保罗一项关于冠病传播环境和社会因素的研究，发现高传播率与高人口密度有关联。低传播率有关联的则是社交隔离、气温提高、风速提高和紫外线量提高。这些发现支持以下建议：居家、避免人群、封闭空间和密切接触。

第五，个人基因因素可能影响病毒传播。唾液和黏液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基因差异，可能增加或减少病毒传播，例如：鼻塞时打喷嚏可增加黏液喷洒距离达60%。个人基因变异可能增加病毒感染或传播。

最后，非药物介入可针对超级传播者提供保护。瑞士一项研究估计，超级传播者的咳嗽，可迅速填满房间，每立方米空气达740万颗病毒。用力呼吸、叫喊或唱歌，进一步增加病毒量。《柳叶刀》的评估通报，人身距离1米或以上的病毒传播较低，距离越远、保护越强。使用口罩可显著减少感染风险，N95或与一次性手术用口罩类似的口罩，效果更佳。眼罩也与降低感染有关联。

国会是否有超级传播事件？

7月29日，在卫生部的劝告下，国会特别会议推迟两个星期。当局通报6例确诊“高传染率，有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

问题是，这个决定是基于政治还是科学？如果是前者，为何牵涉卫生部？如果是后者，卫生部何时和如何开发出能力，可以预测超级传播者或超级传播事件？

常识是，超级传播者或超级传播事件是事后知道的，而不是事前知道的，需要研究传染病学和临床特征、接触追踪、环境考察，和实验室调查，包括基因排序。

忠告

在大多数情况中，超级传播者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感染，而传播冠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对冠病的控制有赖于不让自己成为超级传播者，和针对社区中已存在、却未检测出的超级传播者进行自我保护。

目前，不可能事先辨识超级传播者。

公共卫生信息必须基于科学，以免导致丧失公众信任。就像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失去信任后，要重拾信任，很有挑战性。就这点而论，有义务以专业方式传达公共卫生信息。

(作者是马来西亚私人执业医生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前主席。本文的目的并非取代、决定或定义合格医生的评估。所发表的意见不代表作者隶属的任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