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曾在1950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确定、进化与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的论文。

据说，他并不认为这本来是他为学生准备的讲义，有什么惊人之处；后来有“伯乐”的欣赏与鼓励才在具有权威的经济学期刊发表，对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就是经济学所应当关心的是在不确定的环境里，不实际的假定预测是准确无误以及知识是固定的，并不是生存的条件。

论文开门见山指出是要对经济分析的修改，加入不完整信息与预见无法确信原理。此方法摈弃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一般假设的“利润最大化”，以及个人行为是可预测的。无论如何，因为个人行为并不依靠“理论最大化”动机或者可预知的“先见之明”，他的方法保留与个人行为相关的分析概念。

他说，他的方法体现的是生物进化与自然选择的原则，来诠释经济制度；经济学里的模仿、革新与正面利润与生物学的基因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相对应。

阿尔钦是从进化论的视角来探讨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的生存条件，与哲学家卡尔波普为批判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等“历史决定论”——也就是人类社会是跟着既定的模式发展（可预见的）而提出的“渐进社会工程”是异曲同工。

改变可能会更糟

根据我个人的解读，阿尔钦与波普其实都认为“人究竟是否理性”的争论没有意义，直接指出人其实都受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人只能在不确定坏境里的有限知识“量力而为”；人顶多只能谋事，成事就要靠天或者说客观环境。

如果对中国的哲学有一定了解，当会理解这个道理。然而，大马华人基本上不会从生物学的视角，而是从“天命”来解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换句话说，不管条件是不是适合改变，只要华人作为一个群体敢敢跟现状说不，并身体力行，情况必然会比没改变前还好，而且是不可置疑的，完全不考虑改变非但并不一定好，可能更糟。

有了这个无限上纲（经济学称为“无限制理性”[unbounded rationality]）的意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即使在不确定及资讯不完整的环境，没有东西是不能“心想事成”。

这变成了“非理性的理性”（直接一点的说是狂热），这是一个像我这种持“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人可以理解却感到惊心胆战的。

在去年大选，华人整体而言好像把政治及华人“利润最大化”，以为让“压迫”华社的国阵特别是巫统下野，华社的命运及国家的发展一定朝正面的方向发展。

可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愈加明显的趋势来看，很多结果其实比我之前想象的还严重。之前华社在经济、教育、环保等看来牢不可破的“底线”，原来是建立在海滩上的沙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