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是非不分、何来言论自由?/霍咏强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独立、自由和基于事实的报道有助于防止政府滥权、谎言和宣传战;而且言论自由有助于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将今年和平奖授予“被压逼的记者”,但是得奖人穆拉托夫和雷莎是否真正代表着客观、真确的言论?

许多传媒背后都有财团或政党支持,都有既定的意图,部分甚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追踪调查报道,往往并非事实的全部,又或者带着立场作出片面的结论,于是也不过又是一宗“假新闻”。例如香港在黑暴期间,包括英美媒体在内的记者镜头都一面倒指向警方,然后将暴力攻击活动包装和美化成为“和平抗争”,当连事实都欠奉时,这些所谓“自由”的言论成为了挑起纷乱、从中渔利行动的挡箭牌,更重要的是这些“爆料”对社会带来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

曾经有报告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时,近四分之三(73%)的国家被认为“存在问题、困难甚至非常严重”,然而言论自由的困境是否就只存在于这些国家?更遗憾的可能是余下四分之一被认为“自由的国家”,当地的传媒人会否发现他们口中的言论自由只是“幻象”?因为这些表面上拥有自由的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和立场,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态度,如果连是非黑白的基本原则都失去了,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当新闻和言论都成为霸权工具,新闻自由的意义又在哪?

敢反政府就有鼓励

不难发现,“诺贝尔和平奖”惯于授予各国的异见人士,正如今年的得奖人,吸引到关注、获得奖项的首要原因,正是反政府的态度,尤其是当地政府和美国走在不同的阵线时,就更容易得到“鼓励”,正如菲律宾和俄罗斯,这几年当地政府作出的政策是正确和有效的,社会环境得到改善,却反而引起了美国的敌视。认真说,世界最少有一百几十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程度比菲律宾和俄罗斯恶劣得多,其中包括不少美国的盟友,但为何当地记者的言论得不到尊重?

说到新闻自由的时候,往往有个奇怪不成文的“标准”,就是能否批评国家领导人?似乎说能够批评甚至辱骂总统时,这个就是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是有没有反过来想想这些批评或辱骂是否能够带来改变,而答案是根本不可能,而且还把事情的关键核心带偏了。举个例子,过去几年美国因为特朗普和传媒“打得一片火热”,但观乎被认为是新闻界奥斯卡的“普立策奖”得主中,关于美国内政的报道寥寥可数,就算是本地的追踪调查,都是一些个别事件,例如市长贪腐、校园管理问题等,当然这些事件都值得关注,但是美国国内有没有更严重、更应该关心的事件?

多得是!

美国的贫富悬殊为何变成系统性问题?金融市场、国债、政府开支、债务上限都已经是持续问题,但为何从无引起全国性讨论?美国冠病疫情死了70万人,中国评论指和美国的医疗集团有关、医疗集团和政府官员关系千丝万缕,但为何美国从无追踪调查?既然有调查报告怀疑冠病疫情和生物研究所有关,为何没有任何美国媒体追查国内上百家生化研究所到底做什么工作?反而将眼光放到一两家中国研究所头上?最精彩还是关塔那摩湾监狱,一轮调查后作出的报道,几乎拿下了普立玆奖,结果被揭发是假新闻!

如果没有客观事实和证据,那传媒用什么来评断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这种“自由”是不是很可笑?还怎样追踪“真相”?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再三强调“中国就是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体”,利用国家体制来扶持工业,损害美国人利益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记者问到: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不是说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动力,计划经济无法扶持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国人都相信了,但今天竟然指中国是用国家力量来扶持工业?那不是注定失败吗?美国还担心什么?又或者反过来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不也是全力扶持工业和钢铁业来增强市场信心吗?那中国现在做的,不也是合情合理吗?

如果欧美政府每句说话都有漏洞,那作为记者应不应该追踪调查?还是只要在记者会问清楚就可以了?美国说“新疆种族灭绝”,请问有什么证据?8个维吾尔人的证词?根据什么来推断?这8个人的估计?但新疆还有着1200万人口!如果真有种族灭绝,为何没有大批人逃难到边境?如果只是文化灭绝,那又如何定义?就是挖了两个祖坟?还是搬了教堂?如果受压迫,为何新疆市面还有众多的维吾尔人?问题问完了,估计也可以结案了。但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那又本着怎样的采访态度?还要什么追踪什么?爆什么料?

在互联网时代传媒渠道众多,资讯流通量惊人,谁都可以追踪报道,更大量的人群有能力和方法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所以与其说要争取言论自由外,或者更应该考虑如何能保障言论的可信度。

美国掌控科网平台

怎么去衡量新闻的价值?怎样的新闻才对人们有意义?过去我们会说 “No news is good news”,似乎新闻必须是坏消息,好消息就不用提,于是耸人听闻的消息更有市场价值,同时令假新闻充斥社会。这种观念或许是时候改变,传媒必须抛弃立场和意识形态,本着良善和正义,以客观事实真相作为报道唯一的指标。

只可惜传统主流媒体走上了歪路,远远偏离事实真相,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掌控了主要的科网平台,谷哥、优管、面簿、Instagram、推特等因着美国人的价值观,利用科技和人工智能过滤了内容,控制了推送的覆盖面,令资讯逐渐丧失了多元化,当然也和“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背道而驰。

这也是中国来发展话语权,推动传播中国故事的巨大障碍。正如就算中国在非洲做了多少建设性工作,赢得了多少赞赏,但是当非洲人想要发布这些故事时,还是得使用推特、优管等平台,加上谷哥再洗洗牌,这些正面的中国故事很快就变了味,就算没有直接变成负面新闻,也变得阴阳怪气,在缺乏平台的主动权,中国话语权劣势更为明显。

所以除了讲好中国故事,还急需推动中国科网企业向外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覆盖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就算未能取代美国网企,也必须要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充分强化目前具备优势的网络空间,包括影音、短视频、和电子游戏。尽管它们可能被国内认为带有危害性,但同时不能抹煞它们可以为中国打开国际局面,为资讯传播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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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

高教部长:以学科研究为准 大学言论自由受保护

(八打灵再也21日讯)高等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占比里强调,大学的学术人员的言论只要是以各自的学科和研究为准,其言论自由将受到保护。

“我要重申,大学的言论自由将得到保障。”

他指出,大学不应限制学者分享他们的观点和想法,特别是在2000年法定机构(纪律和附加费)法令下的相关讨论中。

国大禁员工公开声明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上周四发布通告,禁止其员工发表公开声明,尤其是贬低政府或强调其政策和决定弱点的言论。

这份通告是由大学注册官再努丁于10月8日发布,较后也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根据通告,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山苏阿兹里提醒所有公务员,除非获得特别授权,否则他们无权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通告还指出,禁止工作人员发表损害政府或法定机构形象的言论。

对此,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随后澄清,表示并不禁止其员工发表公开声明,包括口头和书面形式,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

该大学强调,支持有利于国家和社区的不同意见,但在表达这些观点时必须保持道德和成熟。

占比里对此回应说,任何指令都必须考虑大学的独特背景,而大学在文化和生态系统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希望发布的每项指令都被解读为限制大学内部的权利和学术自由。”

他补充说,即使学术研究结果可能让某些人士感到不适,也不应因此限制学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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