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沙努西为何紧咬槟城?/谢诗坚博士

我们不从法律探讨这个问题,因为首相署法律和体制改革副部长兰加巴已经据点再次强调和重申,槟城作为一个既已存在的实体,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但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努西还是咬着不放,他说,既然槟城属于吉打是有着历史与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因此现代人需要改正被歪曲的历史,和相应地修改宪法。

有关法律的争辩,我们交由司法和法律专家去理论和解决,但我们要从历史来剖析槟城和吉打关系之演变。

在1771年时,身为军人的莱特看中靠向吉打的槟榔屿可作为英国军舰停泊的港口,进而方便英国向中国展开贸易。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先是对此不感兴趣,直到1786年才同意莱特拿下槟榔屿。刚巧当时吉打王国面对暹罗的威胁,也就同意由英国保护吉打王朝,同时英国每年付予3万元(西班牙币)作为占有槟榔屿的补偿金。

后来英国食言,认为吉打要求过高,结果引发吉打苏丹不满,决意在北赖兴建城堡,以期夺回槟榔屿。

战争终于在1791年爆发,吉打以失败告终。在无从选择下,吉打只得与英国签署“城下盟”,同意将每年的付款降至6000元,但条件是吉打苏丹绝不允许其他欧洲的国家在吉打建立基地,也不能向东印度公司的敌人提供物资援助。

当莱特于1794年病逝后,在1800年时,改由李特上位,他就顺势促使吉打苏丹同意将北赖割让予英国。这就是为何在1800年后槟榔屿领土已经包括威省在内(本来只有12英亩土地,1874年签署邦咯条约后,英国又再将版图扩大,以慕达河为边界,直到吉辇河为止,总共有738平方公里)。

于是,英方每年的补偿金又提高至1万元(西班牙币)。

槟被“割让”予英国

现在我们进入讨论槟城是不是向吉打苏丹“租赁”的?

根据吉打州历史协会主席依布拉欣指出,英国未曾与吉打签署“割让”(concede)协议,因此今天的吉打向中央政府要求每年付1亿令吉租金(lease)是合理的。

但在英国人看来,槟榔屿是被“割让”的,不是租来的。所谓割让则是没有常年费用(租金)付予的(即使当初槟榔屿荒无人烟,英国也认为应“有所表示”。就这样,在英国同意付予补偿金1万元,主权也就交予英方)。

正因为这样,英国有权对槟榔屿作出改变,包括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1826年),吉打没有表示异议。后来马来亚领土重新安排。

随着1874年签署邦咯条约后,英国派驻驻扎官(Resident Officer)进入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这些州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这意味着这些州的行政与政治权移交英国掌管,开始了英方对马来半岛内陆政治的干预。而后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登嘉楼及柔佛也被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1914年真正被确认);政治权力也移交英方。

1948年,英方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组成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在巫统反对下,又改成马来亚联合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签署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有两个重要点:其一是将新加坡排除在外,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则逐步走向自治邦。

其二是凡在槟城和马六甲出生的居民可在符合条件下自动成为公民,不需要另行申请公民权。这意味着槟甲人民享有一点“特殊的方便”,而其它州的非马来人(包括吉打)就要申请公民权了。

关于慕达供水问题,又是另一个十分争议的课题。

槟城方面认为,慕达河水是流入威省的,自然能被槟城人使用,但问题是:当1969年中央建集水区时,水坝有9万余公吨,但到了2017年时,仅剩1万余公吨,减少了87.3%。这是因为木材生产面积扩大而减少蓄水面积。为此,槟州水供控股有限公司总执行长杰森尼要求中央关注,否则水量会大减。

有关槟岛引用慕达河水是从1973年开始的。当局敷设第一条输水管,已有50年历史。而后有了第二条水管的敷设,3年前则已是第三条水管的敷设,以确保槟岛水供不断,耗资超过1亿5000万令吉。

英留后人自我争吵

针对此事,吉打州政府在过去3年来不断要求槟城付水费每年5000万令吉,但未获槟州正面回应,主要是槟城认为慕达河是槟吉共享的河流,不属于吉打专有,没有理由付水费。

既然200年来,英国人已改变马来亚的政治生态和边界线,也不存在租与用的争议。

英国人的高明就是在得利后,留下的后遗症让后来的人民自我争吵,吉打就是在此情形下提出这个或那个要求,为什么不直接向英国提起不公平的“陈年往事”,而要求补偿呢?

如今转向槟城索求,除了具有政治用意外,也被认为非理据所在。不如转向中央要求增加拨款,不再提租或用的问题,岂不更快?例如在2018年马哈迪重任首相时,不是拨出特别拨款1000万令吉予吉打州吗?若要增至1亿令吉也可向中央要求增加拨款,不必咬着槟城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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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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