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0月6日在莎阿南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有一条议决案是针对华淡小学的。它说“落实单源流学校，逐步推行宏愿学校，并以国语作为教学语”。

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代表努鲁法丁补充说，废除华淡小是为了团结这个国家的各个族群，因此，她希望在2026年完全废除华小和淡小，以强化国立学校。因为母语学校无法团结人民。

她也倡议推广爪夷文的使用，同时把其教学放在国文科目内。

虽然这是老课题，却是新战略，而且指定时间消除。在这方面，相信政府碍于各方阻力，将不会执行这一议决案，却会加强马来民族的驱动力，以便有机会落实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最后目标”，即实现国语作为国家教育的媒介语，后来经董教总及华社反对，政府将“最后目标”暂时取消，总算平息了风波。

其实，华文教育从殖民地时代起就面对诸多的阻力和挑战。当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面在海内外形成波澜壮阔的大潮流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在马新各地开办；而英政府为了防患于未然，在1920年推出学校注册法令，规定超过10名学生的学校必须向当局注册。

英殖民政府钳制华校

这之中有一个疑点，当年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在1921年成立），马共也不见踪影（1930年成立），为何英国急切抛出学校注册及华文报章登记法呢？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1918），世界兴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也不例外；其中最出名的吴钝民（永春人；此后大批永春人移民马来亚，与他有关）以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身分在1917年进入马来亚，并于翌年在吉隆坡合办《益群报》（后改《益群日报》）当主编。这位具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报人在其报纸大事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而且倡议社会革命推翻旧阶级；更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号召抵制日货，终于在当年被捕，另外5人也同时入狱，其中一人是尊孔校长宋木林，在同年11月全被遣返中国，史称“六君子事件”。

由于吴钝民是激进分子，为后来的革命文学（1926年起）起了催化作用，因而他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威胁到英殖民统治，也就先下手为强对华校和华文报进行控制。然而在“上有政策”及“下有对策”之下，华文学校还是遍地开花，风雨无阻地形成华人社会团结的核心。

尽管在日本南侵时（1941-1945），马共在1943年起与英军有过合作抗日，但在日本投降（1945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又与马共翻脸，且在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马共也被列为非法组织。

自此之后，英国对华校的钳制是全面性的，既逮捕大批教师和学生遣送回中国，也将华校和政治挂钩，视华校是左翼分子诞生的温床。例如1950年华中和南侨女中被指校内有马共传单，决定查封学校，后在华社压力后才解除禁令；不过，英殖民政府也出炉各项法令，意图消灭“方言学校”，如根据1955年教育法令将钟灵中学进行改制（1956年）而爆发了罢课运动，打响了华教危机的第一声。

多语教学受肯定

即便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也没有阻止其他华中接受津贴，转成英国语作为教学媒介。

来到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及成为1961年的教育法令后，就十分明确地规定所有华小必须在1962年转成津贴学校，改称国民型华文小学，但保留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换言之，华文小学的特征未有改变，只是师资、生源及教材全归政府负责，包括教师薪水等。

本来华文小学的生源也是与英小平享的，大致是各有一半，但在1975年后，因英小也全改成国民学校，激发了华裔家长（包括多数受英文教育者）将子女纷纷送入华校，理由是华小保留三语教学；直到今天，几乎有超过95%的华人家长将子女送进华小受教育，这也印证了华小的多语教学是受到肯定的。

在较后一项“沉默的转变”也在华小发生。根据官方统计，在50余万名华小生中，有14%的非华裔学生入读，几乎有8万余人；假以时日，必会增加更多友族生入读。也因为华小的三语教学的成功，已成为今日非华裔家长选择的学校之一，消灭华小是逆天道而行。

以此比较，单语教育的宏愿学校之所以未能在80年代如同华小普受欢迎，就是它侧重在单元教育。因此，任何限制华小的发展，甚至消灭华小的举措都是不得人心的。今天的华小已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教育的典范，可以被列为多元文化的表率。

就不知道为何马来人尊严大会会这么歧视国语之外的语文？这种狭隘的种族主义偏执思想，只会让我国的教育开倒车，既不利国家发展，也非团结之道。不如让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跟随时代的转变而调整，岂不是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