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终于今年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且已在7月1日生效。而在这之前，已回归中国的香港仍未有国安法；英国走后，也没有留下香港的防卫措施。

换句话说，在1997年7月1日后，港人时不时会挑起某些事情来一个大抗争，例如对六四事件的悼念；对香港回归后争取直选（特首及立法议员直接选举，而不是先通过选举人一关后，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及后来演变成抗议23条国安法的提出（2003年）；2014年的雨伞运动，将示威当成长期占有街道的“自由”；尤其是在2019年政府拟修改逃犯条例，以便嫌犯得以被引渡回事发地区受审，讵料掀起空前的大示威，有2００万人之众，场面浩大。

虽然第23条国安法及犯罪条例的修例案在后来被收回而没有推行，但示威的民众似乎把示威抗议活动变成“新常态”。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身为特首的林郑月娥最为尴尬；幸好在这艰难的时日，她得到中央的支持，才不至于“狼狈不堪”。

当然这不是特首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拼凑起来的复杂局面。毕竟英国通过鸦片战争（1840年）占有香港后，这块殖民地并不像其他地区和国家在后来通过独立成为新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印尼和缅甸等，反之它是属于中国的，只能归还，没有独立的条件。

任何国家都有国安法

可是，为了解决和争取香港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4年）；后来也邀请香港精英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它规定香港50年不变，继续推行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同的，也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不过，香港经过英国150年的统治后，已形成十足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包括那些从大陆合法地或不合法地移居香港的中国人，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接受资本主义的思维，因而不期然地产生排斥的心理，包括不跟随社会主义制度，更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社会主义翻墙过来香港。

其实，国安法是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安全法，以保卫国家不受侵犯和不容特工颠覆政权。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香港可以“马照跑，舞照跳”，但绝不能成为反共和反华的基地。

无可否认的，在英国撤离后，她仍然保持庞大的特工体系，再加上美国、欧洲国家插足其中，香港若没有安全条文可以引用，那在香港基本法下成立的特区政府将是“无牙老虎”，对外国和国际情报活动更难以掌控，亦对罪犯活动鞭长莫及。

即使港府向示威者作了让步，但仍不起大作用，示威活动依然层出不穷；在没有更好的条件下，中央终于将国安法提交人大审议，不能再任由香港沉沦下去；马上见效的是陈方安生引退政坛，黄之锋等人解散其组织，意味着反华反中国的内在势力在消退中，如在7月1日示威的群众已剩下万余名，不再是上百万之众。

西方要对付的是中国

不过，西方政府则把焦点放在中国，因而美国众议院在7月2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而参议院也在较早前通过类似法案，与早前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相辅相行的，目的在于取消香港的关税特别地位和对中国官员的防美筑起围墙。但这一举动又是双面刃，也会对西方国家造成伤害。

还有，即使英国准备给拥有英籍民的香港人（300万）获得延长护照年限，澳洲也准备收容“香港难民”，但问题是能够有条件移民西方国家的人不是很多。

就以加拿大为例，它有177万华裔，但香港移民在1980年至1997年间有数十万名移居加拿大，单在多伦多就有十余万名香港人；后来在香港回归后，一切改变不大，又有许多人回港居住，变成拥有西方国籍的香港人觉得还是家乡好。

再看近年移居的香港人也不多，去台湾的不过数百名。

思来想去，香港人最终会以落叶归根的心态迎接未来，那就要学习与中央沟通，而习惯于“一国两制”下是不能有绝对我行我素的自由。

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用整个国家的机器和经济与香港的前途押上，与美英等国家赌上一把，港人又焉能落井下石或幸灾乐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