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特朗普回锅对大马的影响/章景皓

11月6日,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结果将对马来西亚产生重要影响。回顾特朗普首次执政对马来西亚的影响,有助于预测新任期可能带来的变化并制定应对策略。

首次执政期间,特朗普推行了“美国优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导致全球贸易紧张加剧。

尽管马来西亚未直接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但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多边贸易协定的弱化,使得马来西亚的出口市场波动明显,尤其是在电子和制造业方面。这些波动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盈利能力。

此外,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迫使马来西亚在寻求外资和技术合作时更多依赖其他国家。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外交支持的减少,预计将对马来西亚带来更大压力。外交支持的减少可能意味着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减少,国际合作项目受阻,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区域影响力。

他提出的“关税战2.0”计划包括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普遍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

这将加剧供应链的不稳定,但同时也为马来西亚吸引跨国公司生产转移提供了机会与挑战。

马来西亚在基础设施、稳定的政治环境及高技能劳动力方面具有竞争力,但也面临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

同时,中国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可能削弱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尤其是在电子零部件和原材料领域。

国际油价或下跌

在能源政策方面,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化石燃料的生产,这可能导致国际油价下跌,直接影响马来西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稳定。

近年来,马来西亚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特别是在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上任后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然而,美国可能的能源政策逆转将考验马来西亚推进绿色转型的决心和行动力。

特朗普政府在东南亚的政策主要围绕安全、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三方面展开。然而,这些目标的执行往往缺乏一致性,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的霸权逻辑常常导致政策反复无常。

在安全领域,美国在东南亚的安全承诺经常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缺乏持久的战略规划。这导致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缺乏信任感,迫使它们在安全问题上更加独立,并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的安全态度常常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其承诺通常基于临时的战略利益,而非长期的伙伴关系,这也削弱了美国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形象。

抵制多边贸易协定

在经济利益方面,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对多边贸易协定的抵制,使得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受到显著影响。

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单边手段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削弱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合作机会,直接降低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吸引力。

东南亚国家因此被迫向其他经济体开放市场,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等地区大国,来弥补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减少。

在价值观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较少强调人权与民主等议题,这使得美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影响力明显减弱。

传统上,美国通过倡导人权、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来塑造其在东南亚的积极形象,但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和宣传力度明显下降。

这不仅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道义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提供了更多发挥影响力的空间。

面对这些挑战,马来西亚应采取多元化的贸易策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至本国。同时,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以增强区域经济的韧性。

马来西亚还需加速绿色能源发展,例如增加对光伏和氢能技术的投资,降低对国际低油价的依赖,并推动产业多元化,以提升经济韧性和竞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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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大马核能政策再调整/章景皓

马来西亚对核能态度的转变,折射出一场能源选择与政治博弈的复杂互动。

核能,这一被称为清洁高效的未来能源形式,自1970年首次被纳入国家议程以来,经历了数次起落。从初步探索到冷静搁置,再到近年的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核能发展历程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国际事件、国内资源禀赋与公众舆论之间的深刻联系。

早在1970年,马来西亚便开始了核能技术的布局。当时成立的核能应用中心,立志于培养核技术人才,为未来的核电站建设积蓄力量。然而,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全球核能发展蒙上了阴影,马来西亚也因此将核能从电力供应战略中暂时剔除。

伴随着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蓬勃发展,核能逐渐淡出决策者的视野,其在农业和医疗领域的非电力应用成为研究重心。

这样的转变体现了政府在能源选择上的灵活性,但也显现出当时核能安全性和公众接受度的局限。

进入21世纪,气候危机与能源紧缺的双重压力再次让核能回归讨论的中心。

2009年,拿督斯里纳吉领导的政府明确将核电纳入能源结构的规划蓝图,计划到2030年使核电占比达到全国电力供应的近18%。

然而,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再次让公众对核能的安全性产生疑虑,马来西亚核电计划因而放缓。

尽管如此,政府在随后几年并未完全放弃核能,而是通过公众宣传和国际合作试图重建信任。这种务实的姿态表明,当局依然对核能的潜力抱有期待。

2018年的政局更迭给核能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量。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明确反对核电计划,认为核废料处理尚无成熟解决方案。核电公司(MNPC)在时任部长杨美盈的指示下随即解散,核电议程再度搁置。

重新审视核能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在核安全、技术评估与人才培养方面的长期投入,事实上为未来核能重启奠定了基础。这种积累,也为拿督斯里安华政府重新审视核能提供了条件。

自安华上台以来,其政府对核能的态度经历了从谨慎观望到渐趋积极的调整。

尽管安华本人对核电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但政府的政策动向和关键部长的表态已透露出重要信号。

2023年,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郑立慷推介了《2030年国家核技术政策》,这份文件不仅设定了核能发展的战略目标,还强调和平利用核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

这种转变源于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与国内碳中和目标的双重驱动。

郑立慷在多个场合指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新兴技术的安全性与经济性为核能的发展扫清了部分障碍。

经济部长拉菲兹进一步补充,政府正在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为核能的长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些举措表明,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意识到核能可能成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对核能的重新接纳背后,有着多重现实考量。一方面,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和传统化石能源的局限性,让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成为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全球对低碳经济的倡导使核能的潜力重新被放大。

公众对核能的安全担忧依然存在,但技术进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为政府缓解舆论压力、推进政策落地提供了信心。

(作者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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