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用马哈迪口吻踩踏华文报/章龙炎

在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社会,华文报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华人社会的支柱。

因此,举凡关涉到华人权益的课题,华文报都会广为报道。华文报把此视为文化使命。因为这特殊角色,再加上华文报也被某些友族领袖,包括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内视为“导致国民不团结”的因素。

即使受到网络技术的冲击,华文报与时俱进成为多媒体(称为华文媒体),继续扮演华人社会支柱的角色。像马哈迪这样的非华裔领袖,不满华文报对涉及华人课题的“反政府”报道并公开抨击,让人遗憾,但是可以理解。

可是,民主行动党“军师”刘镇东是华文媒体的受益者,在他的新书《追寻理想国家: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的林吉祥》却指华文媒体在希盟执政22个月期间煽动华裔的情绪,大肆炒作废除死刑、餐厅禁烟、大学预科班学额及白鞋换黑鞋等课题,并声称种族课题的讨论与日俱增,非马来人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一定程度上需“归功”于一些华文媒体的煽动。

即使刘镇东批评华文媒体有加上一些限定词,如“亲马华”、“一些”等等,也提到各语文媒体的舆论与压力,但是整体上来看,对华文媒体是不公平,也让人联想到其居心叵测!

例如,他提到希盟竞选宣言提到的承认独中统考文凭是指在执政届满前达成,但华文媒体视此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认为希盟违诺。事实上,把承认独中统考文凭视为轻而易举的是民主行动党的领袖,证据俱在,无需分辨。华文媒体是据实报道。

再说了,马哈迪说过竞选宣言不是圣经,刘镇东把它奉为圣经了?

即使我认同刘镇东所说的:因为政治及技术问题,承认统考文凭需要时间来处理,但把火箭党领袖的话硬塞到华文媒体的嘴里,非仁者所应为也!

拉曼贡献被认同

另外,好像废除死刑、餐厅禁烟、白鞋换黑鞋等课题,都是涉及公众利益、跨族群而且具争议的课题。媒体都广为报道,为何只针对华文媒体?

刘镇东还提到,行动党秘书长兼时任财政部长林冠英处理拉曼大学学院(简称拉曼)拨款,即林冠英坚持只要马华放弃对拉曼的管控权,政府才会发出3000万令吉款项的课题也被“亲马华”的华文媒体炒作。这涉及林冠英缺乏政治智慧,要是以财长的权力,拨出比国阵时代还多的款项给拉曼,华文媒体肯定会广为报道。我相信火箭的党员及支持者会认同我的看法。

还有,很多华人虽然讨厌马华,但是拉曼过去50多年来为华裔子弟提供学费低廉、高素质的教育,对华社及国家的贡献是被认同的。

向拉曼开刀,犯了华社大忌,华文媒体加以反映,何错之有?爪夷课题也是如此。

相对于其他语文媒体,华文报是比较中立的,多年来对国会反对党,特别是行动党还是相当通融的。进入21世纪,华文媒体对好像刘镇东等“政治明星”的诞生,起了推动作用;而行动党能够在政治上取得突破,华文媒体给予其领袖撰写专栏、刊登文告及专访等方便功不可没。

邓章钦眼中的“大战略家”刘镇东,理应知道华文媒体有监督政府、广为报道及评论涉及公众利益(当然有时候还包括华人的权益)的责任,不能因为在执政时期受到舆论的压力,内部问题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失去执政的美好时光,把责任推给华文媒体。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竟然自以为是个“战略家”,刘镇东在谈马来西亚政治史上的林吉祥,为什么要那么不自然地用马哈迪般的口吻踩踏中文媒体,而不把中文媒体当作是“第四权”?难道他认为华文媒体可有可无,或者更加糟糕的:华文媒体应该以“马来西亚人”而不是马来西亚华社的角度来报道与评论各种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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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迁庙与用手抓饭吃/章龙炎

吉隆坡印度回教堂路的斯里巴拉卡里雅曼兴都庙拆迁风波,与蒲种国会议员杨美盈在开斋晚宴上教儿子用手抓饭吃,这两件事有什么共同点?两者都是为了讨好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马来回教徒。而两者的结果极可能都是两面不讨好。

关注马来群体的人会发现,其主流论述是,这座兴都庙占据的是私人土地,需依法处理,历史悠久并不是合法化的理由——百年宗教膜拜场所被拆的例子并不少。

“昌明政府”认为,迁移兴都庙是最佳解决方案。最终,吉隆坡市政局与庙方达成协议,将庙址迁至距离原址约50公尺、占地约4,000平方尺的新地段。这看似是“依法处理”,但是否合情合理,则见仁见智。

总之,印裔社会不满,回教徒社会也有意见。至于华社怎么看,则无关痛痒。

对于此事,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采取了“战略模糊”态度,给人的感觉是既要强硬,又要有所保留。他避免使用“非法”一词,但换种说法表示该庙“从未获得过去及现任地主的批准”。

与此同时,他又抱怨该回教堂工程是前朝政府批准的,如今却由他来“遭罪”。

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如期为该回教堂主持奠基礼,并自夸此事已“以智慧方式解决”,不涉及谁胜谁负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回教堂被命名为“昌明回教堂”。这个命名显然是为了强化安华领导下的回教形象。

让回教徒群体更反感

然而,回到核心问题:如果前朝政府的决策有误,安华岂不是“将错就错”?如果前朝的决策无误,又何来“遭罪”之说?

这种“战略模糊”或许能让安华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只会让回教徒群体更为反感。原因之一是,此事暴露了政府的妥协态度,既未依法处理,也不见得合情合理。

至于印裔社会,他们对庙宇搬迁仍存许多疑问,例如:此庙已存在多年,为什么庙方对土地最近的转让毫不知情?换句话说,事件仍有后续发展。

用手抓饭“自我矮化”

至于杨美盈在开斋晚宴上教孩子用手抓饭吃,被许多人批评为“自我矮化”。若从幸灾乐祸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报应”。

毕竟,民主行动党在野时,极力灌输“戴宋谷”或其他可能被视为向友族“屈服”的行为,是自我矮化,甚至“卖族求荣”的观念。

然而,如今他们执政后,却做了许多在野时曾大力反对的事,表现甚至比马华、民政党、人联党等更为“出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受到批评,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杨美盈等人的频频“出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真的认为这样能让马来社会对行动党改观。然而,事实却是,马来族群对此类殷勤举动反而提高了戒备。

信任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否则,杨美盈甚至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政治宣传工具——尽管我倾向于认为,她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或许,他们没有察觉到,为何行动党的政敌(包括华人政党及华人为主的政党)不必刻意迎合马来社会,却仍能赢得部分马来选民的支持?

从安华与杨美盈在斋戒月期间的这些举动来看,执政两年多的希望联盟依然无法在马来社群取得突破,同时也在流失部分非马来人的支持。而更致命的问题,恐怕还是“团结政府”在政策上未能取信于民,才会有这么多“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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