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疫情下的教育挑战/陈伟豪博士

【2021年华教节特辑】

孩子们的老师在WhatsApp 群里通知所有家长,幼儿园和托儿所即日起关闭4天,而3岁爱丽丝班则关闭一周。

倘若有任何教职员或孩子出现冠病感染症状,受促马上用唾液自测或到诊所做鼻拭子检测。不过,女儿的班主任补充说,由于许多人实际上是无症状染疫者,因此他鼓励所有孩子都做检测,并尽量待在家里避免外出。

不定期突发事件演习

以上所描述的突发事件不会只发生在我孩子就读的幼儿园。随着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陆续重开,教职员与学生人数比幼教场所更多的学校自然会更频密地出现类似的事件。因此,怎么迅速地应对疫情突发事件,同时又坚持教学授课就是当下的疫情时期我国各级教育机构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要控制学校范围内的疫情,就得让所有到过学校的人定期每周做一次检测,而班主任是确保人人都已完成例常检测的最后防线。

一旦有教职员或学生检测结果呈阳性,校方就得马上启动应急方案,对受影响的校园范围消毒,并据实向全校师生通报,让大家一起抑制病毒的扩散。

除此以外,校方可以安排不定期的突发事件应对演习,以便能够在爆发感染群时更有效率地采取应急措施,避免疫情扩散到校园之外的公共场所。

在教学方面,教师们得随时随地切换教学模式,并兼顾线上与线下学生的学习进度,以便学生们能够灵活地整合及内化各个学科的知识、技能和学习体验。毕竟这些能够提高线上线下双边教学效能的软件及应用程序并不在疫情前的师范培训课程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一边学习新工具及新教法,一边应对层出不穷的特殊教学状况,故教师们的工作量就会自然而然地增加。

重规划教师工作范畴

有鉴于此,校方有必要重新规划教师们的工作范畴,把校内防疫、抗疫任务以及需即学即用新软件、新教法的挑战纳入既有的工作时间中。同时,一旦出现突发疫情事件,校方可以通过县教育局向官方机构求援,或直接透过董家教三机构向地方上的私人界和民间团体求助,及时为身在前线的教育工作者提供额外的人力(临教、助教及心理辅导员)、物力(冠病自测盒、防护用品和消毒设备)和财力(生活援助金、抚恤金或帛金)等资源,共同让校园尽快恢复正常运作。

其实,学校里最多的人力资源肯定是学生,而这些学生,不管是哪个年级的,都可以在线上或线下时被赋予共同抗疫的任务。

比如,巡察员或学长团可以协助师长维持同学们在课堂外的纪律,一起侦察各种违反抗疫标准作业程序(SOP)的状况;班长则可以协助师长解决同学们在线上与线下学习时的技术问题,让老师可以更专注于授课。至于没有任何职务的学生,也可以互相监督提醒,为遵守SOP出力。

在校园就是社会的缩影前提下,一旦师生们在校园里应对的教育挑战和防疫努力成功,就可以通过每一名学生传递正能量到各自的家庭,进而逐步改善全国各地乃至各州的防疫结果,一起在新常态下渡过冠病笼罩的阴霾。

(作者为英国华威大学教育博士,苏丹依德利斯教育大学创意媒体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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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谈非华裔生的教育公平/梁庆业

近40年,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选择就读华文小学。1985年,华小的非华裔学生不到8000人,可在8年后增加接近三倍,达到2万1508人。

之后,非华裔华小生人数持续增长,1995年约为3万5000人,2006年达到6万零96人。截至2021年,非华裔学生占华文小学学生总数的19.75%,约有10万人。

针对此现象,笔者观察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人欢迎非华裔学生就读华小,认为是友族同胞认可了华文教育,同时也有助于巩固华小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非华裔学生的增多可能会影响华小的教育质量,逐渐使其“变质”。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立场。笔者认为,教育的核心是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成长,因此在探讨这一议题时,应关注学生本身,并以教育研究为依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于华小非华裔学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在学习表现上的具体差异,更是鲜有探讨。

3维度有显著差异

大众普遍认为华裔与非华裔在学习表现上存在差异,但具体差异的细节却少有详述。笔者在硕士论文中对华小里不同群体的学生差异展开研究(389个样本数,研究地点:雪州八打灵)。(在论文中,笔者不以种族区分学生,而是依据其母语,因为从学术角度看,这种划分更能反映教学现状。因为有些华裔学生主要使用的语言并非华文。)

结果证明,华文母语学生与非华文母语学生在投入程度中的3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行为、校内人际关系和学校参与?

这表明,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非华文母语学生难以适应华小的教学环境。

只需克服语言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者在上述3个维度中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习热忱、认知和对学校认同维度上,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这可能意味着,非华文母语学生只要克服了语言障碍,他们也可以融入以华文为教学媒体的环境中。

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在政策、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上应更多地考虑这部分学生的需求。例如,政府是否有相关政策以确保华小具备足够且有能力的师资?课程发展司在制定课程时是否展开多方面研究?课本或教材的编写与设计是否有考虑后进生(或非华文母语)学生需要的学习鹰架?这些问题都亟待更多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去思考。

林连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40年,但其追求教育平等、文化传承和母语教育的精神一直与我们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约占总人口的两成,我们为保障母语教育的权利一直在不懈努力。

然而,如今在华小中同样占比近两成的非华裔学生,是否也有相应的资源与支持来满足其教育需求?

(作者为教育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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