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皇室的新闻再现问题/廖珮雯

英国威廉王子在飞机上叫了杯水,被一名美国记者巧遇,在其所属媒体“独家”刊载这则新闻;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一名读者去信报馆,提到星期三的报纸没有凯特王妃的照片,读者诚恳地希望她还安好。

在英国甚至是全世界媒体,都对英国皇室新闻着迷。只要和皇室有关的新闻,媒体像着魔般刊登大量琐碎的皇室新闻,尤其英国皇室新闻的曝光率是全球皇室家庭之最。



学者Otnes和Maclaran指出,从2012年到2014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登基钻禧周年纪念、乔治王子的诞生、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澳纽访问之旅等,成为吸引全球关注皇室的举动。而2011年威廉王子的皇室大婚,更吸引了全球180个国家的百万观众收看婚礼过程。

这些例子显示,媒体满足了民众“对皇室叙述和皇室生活想像的参与而衍生的奇怪心理需求”,进而促进民众对印有皇室图像的生活商品的需求,制造英国的皇室旅游生态。

媒体是皇室宣传机器

一些英国评论家针对媒体与皇室的关系撰文批评,人们对英国皇室深感兴趣,而媒体就大量追踪报道,最终,人们把英女王和她的家属当偶像极度崇拜,而媒体极尽报道皇室家族所做的慈善活动,使他们在阅听众中广为流传。这是读者需求,而媒体供应的“供需原则”说法。

事实上,是什么原因让读者如此渴望阅读皇室新闻?评论家Proctor提出疑问,很明显地人们热爱皇室,但为什么?“是否因为我们仰慕他们从事慈善工作?是否因为我们仰慕皇室家庭,并尝试和他们一样,尤其是皇室家族的年轻成员?或是因为媒体每天喂养的宣传?”。Proctor认为,人们并没有为皇室家庭着魔,反而是媒体。



评论家Rajan直接道出,媒体是皇室家庭的宣传机器。他认为,在新闻史上,没有其他题材比英国皇室家庭更愚蠢和谄媚的,当提到荒谬的皇室课题时,记者被皇室充满贵族气派的财富迷惑,尽情将皇室描绘为糖果般的画面给读者看,换句话说,媒体将皇室的新闻报道以宣传(propaganda)取代。“你(观众)得到的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真实人物。”他指这是新闻学的一次堕落。

思考新闻所隐藏问题

两位评论者皆强调,是媒体供养了读者有关皇室新闻,而读者在被喂养后产生大量需求,进一步促使媒体持续大量喂养读者,形成皇室新闻泛滥的现象。

此外,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博士生Clancy发表文章点出,将皇室以“普通人”的姿态呈现,是一种标准的公关技巧,已持续一世纪。她以今年夏洛蒂公主出生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现象指出,皇室新宝宝诞生的画面,显示那是君主制主义者的宣传,并兼顾他们作为“平民”皇室的形象。

因此,读者在阅读有关皇室新闻的当儿,应仔细思考媒体在呈现皇室新闻的内容和背后隐藏的结构问题,了解记者认知、媒体机构的政商利益结构、政体与体制,保持质疑与批判的态度,较能从媒体识读的角度读懂皇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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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狮城高效治理是双面刃/廖珮雯

新加坡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今年4月下旬爆发,超过80%确诊病例是住在宿舍的客工,以来自孟加拉、印度和中国为主。

疫情在客工宿舍大爆发,引起各界关注,并招致非政府组织、异议人士、公民团体、政府高官、媒体的批评,同时也让新加坡客工的生活情况被带到镁光灯下。

新加坡政府采取双重隔离措施,让客工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他们只在宿舍、罗里、工作范围活动,这能确保客工隔绝于社会大众之外,又有效让建筑业持续活络,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务实的管理思维,却忽视客工群体的感染风险。

在新加坡政府理性务实的管理思维下,导致缺乏人性化措施和社会同理心,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发,社会大众竟赞扬政府的隔离措施有效,这很吊诡。

这不仅透露新加坡贫富与阶级差异的防疫漏洞,更显示长期以来家长式管理下,人口控管政策、物理空间规划,及客工的治理模式。

人口控管政策

相较于其他国家人民的身分以种族来划分,新加坡由于社会功利主义的倾向,以持有的工作证等级来划分社会阶级,这反而成了新加坡的社会身分。

持有的工作证反映个人的薪水、学历、国籍、工作性质、住房、消费能力等,基本上,凭个人持有工作证就能约略判断其社会阶层。

持有工作准证(WP)的劳工,无论种族国籍,都被划分为整个社会里最底下层的群体。成为永久居民是各类工作准证持有者的“终极目标”。

作为最底层的WP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手拿低薪,雇主是决定他们去留的关键人物,大部分染疫客工属于此阶层。

物理空间规划

在人口密度增加、空间狭小的岛国,为维持花园城市的形象,新加坡政府必须对人口和空间有严格的控制和规划,而新加坡政府在空间的设置与安排,较其他国家更严密。

组屋的设计、笔直有序的道路、整齐划一的景观,都展现岛国对物理空间的规划。

从新山入境新加坡供人们排队的车站,不是用铁栏划出空间,就是用黄线划出分割线。这些在公共场所的日常空间规范及规划,都表现城市国家对空间无序的容忍有限,以及强调一切严谨有序的讯息。这或许是来自岛国空间匮乏下型塑的治理思维。

在家长式管理下,新加坡政府为外籍客工划出只属于他们活动范围的宿舍、供娱乐休闲的小印度、供出卖劳力的建筑工地和各种工作地点。

将客工集中式管理并非在出现疫情后,才进行的大规模隔离。在对人口和空间的严格管治思维下,当地人生活在住宅区、客工在宿舍区的界限分明,导致新加坡民众和客工同处一个社会,却生活在不同世界。

新加坡的人口管理,不论是对本地公民还是外籍客工,都属于圈养型的家长式管理,但有明显的差别待遇。

在本地公民的治理上,新加坡政府派出“大使”到人多的地方巡逻,看到有人没戴口罩,会温馨劝导,直到讲不听才出动警察开罚单;该国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将6月的年中学校假期提前至5月时,居然为政府关闭珍珠奶茶店而向学生表示遗憾,这是类似父亲对孩子疼爱般呵护的一种家长式管理的反射。

而在管理客工方面,为了应付大量征聘的客工,新加坡政府允许建设庞大的外劳宿舍,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客工都必须拥有4米x 4米的个人空间,但一些外劳宿舍的设备在人性化方面引关注。

该国总理李显龙在宣布第二次阻断措施时强调,疫情大爆发多集中在客工宿舍,社区感染未扩大,这虽是安抚民众的说词,但无形中制造更大的社会隔阂。

政府高官对待当地公民和外籍客工明显不同的隔离政策,体现的不仅是阶级不同的政策,还有缺乏人性、逐利的商业机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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