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给沙巴医护专家的心理防护设备/林小华医生

自2020年9月中以来,大马冠病病例激增。通报的确诊病例从9月16日的10031例,倍增至10月18日的20498例,活跃病例从9月16日的668例,到10月18日的7049例,是之前的10.55倍。

经过6月中至9月中的3个月平静期,通报的确诊病例呈指数级增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可怕感觉。从2月15日的21例到9月16日的10031例要花213天,可是达到10月18日的20498例只用了33天。

尽管有行动管制令(MCO)的封锁、人身距离、戴口罩、洗手和亲友隔离,大马似乎已回到起点。除了对确诊病人的身理和心理冲击,冠病因行管令造成了不少附带损害,以及为了减少疾病传染而采取的措施所导致的卫生和社会经济后果。这一切都增加了出现心理和精神失调的风险,二者包括焦虑、忧郁和创伤后压力失调(PTSD),均与自杀风险增加有关。

沙巴病例激增

沙巴自9月8日起经历了确诊病例的指数级激增(如表)。

通报的死亡也从2月15日至9月16日的4例,增加到9月16日至10月18日的53例。

沙巴的情况正趋严重。

斗湖医院的所有病房据报已转换成冠病病房

沙巴冠病患者病床的占用率高

卫生部也已承认沙巴的严重情况

专家也认为,沙巴的医护系统可能崩溃

心理防护设备

有充分的记录显示,2002至2004年非典和2014年伊波拉爆发期间,医护专家有特定的风险会面临精神健康问题,比如压力、失眠、焦虑和忧郁。冠病大流行期间有与创伤后压力失调无法区别的类似报告和症状。原因包括工作量太大、个人防护设备(PPE)不足或不适、感染家人的恐惧,和不获支持的感觉。

这些创伤、沮丧、无助和无望,当面对患者受苦甚至死亡时,就导致“道德损害”(本术语源自军方)。道德损害的发生,是因医护专家犯下、见证或无法阻止违背他们坚信不移“患者需求第一”道德理念的事件。该信念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基石,是他们寻找正确行动路线的指导原则。

医护专家一般上对患者都有责任感。当患者受到威胁,尤其是像冠病一样快速传染的疾病,卫生专家会想尽力帮忙。这意味着工作更努力和更长时间,无可避免会导致疲劳、衰竭及其后果。

此外,当任何医护专家有症状或确诊精神健康问题,就会被视为在个人和专业上让医护团队失望。

2020年9月17日世界病患安全日,卫生部长说,卫生部职员提出的忧虑,包括与家人分开的压力、要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SOPs)、衰竭和关于冠病特别津贴的课题。

沙巴的严重情况已有当地医生在媒体上生动描述 

卫生部专家致首相的公开信“冠病:清醒吧,说够了,行动吧”描述了所面对的困难。

医生匿名反馈

医生的反馈是匿名的,是因为服务规则有封口条款。这两个例子显示沙巴医护专家在冒道德损害的风险。

尽管上述信件的收信人是首相,回应的却是卫生总监,后者表达对专家的失望,但肯定了医生对防护设备的好观点

读者可自行判断两封信的内容和适当性,以及其他读者的意见。

卫生无疑是联邦政府的事务。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截至10月19日,还没有报道说卫生部长或卫生总监到访沙巴,就地评估状况,并应对当地医护专家的忧虑。

沙巴像冠病之类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以从布城遥控遏制吗?

虽然物质上的防护设备是必备的,但是提供心理防护设备(即在个人和体制层面、保护和支持医护职员的精神健康和幸福的行动)对全球所有医护系统也很重要。这对所有国家都适用,包括大马,尤其是沙巴。

对未知挑战的刺激,和推动许多医护专家的热血,已从某些人身上消失,其他人也在冷却当中。许多人已被掏空——意志消沉、忧郁,空无能量和/或想法。

医护专家是社会应对冠病和其他疾病的“最后防线”。当他们的身理和心理安全受到影响,无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缺乏受过培训的人员,无法为人民提供充分和安全的医药护理,这对患者来说是严重的后果。

虽然迟了,但是卫生部长还是可以踏出第一步,以开放的思维,专心聆听医护专家(尤其是沙巴卫生专家)的心声。

就像患者能分辨医生或护士有没有在聆听,大马医护专家(尤其是沙巴的)也能分辨卫生部长有没有在聆听。

最后,也很重要的是,丘吉尔的劝告到今天还没过时:“批评可能无法令人欣然接受,但还是有必要的。它的功能与人体的痛觉相同。事物的状态不健康时,它可唤起注意力。”

(作者是前马来西亚私人执业医生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医药协会主席。所发表的意见不代表作者隶属的任何组织。提供的信息仅供教育和通讯用途,不可被诠释为个人医药建议。本文发表信息的目的并非取代、排除或加强卫生专家对读者自身医药护理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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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设皇委会监督冠病管理/林小华医生

冠病是大马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医疗体系多次濒临崩溃。

根据大马统计局,今年第二和第三季死亡分别有4万4307和6万5584例,分别比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多10.1%和60.5%。

今年6月至9月,大马经历了一场完美风暴,期间死亡2万3539例,是数个致命错误结合在一起所导致。

相关错误包括:检测和接触追踪不足、对医疗专家的人力资源课题漠不关心、政府虽然支持全民社会途径,但是与私人界、大学和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界面欠缺、没有一致尝试应对冠病患者同时患有的其他疾病、对外劳不卫生生活条件的应对不足;一些不一致和令人混淆的标准作业程序(SOPs);政客不遵守SOPs,以及不同步甚至互相矛盾的风险信息。

错误的核心,是政治不稳定和领导能力差劲。必须补充的还有:数字技术使用不充足、病毒基因排序不充足(大马的病毒基因排序低于柬埔寨)。

冠病冲击了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卫生和医疗。例如今年9月14日,卫生部在国会下议院通报,滞后的手术估计高达20万床。这对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长期的后果,很可能的结果是过多和过早的死亡。

过往紧急事件的全球经验显示,当最终总计数字时,间接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能会超越冠病本身。

未来更多致命疾病

有两种正面的措施:疫苗接种覆盖范围和大巴生谷特工队,积极协调的公共卫生和临床措施在约10周之内,让严重情况受到某种控制。

国家医疗体系长年资金不足和过度操劳,已有政客承诺努力加强。不过,这反映在2022年卫生部的预算只增加了微不足道的1.5%。

21世纪首20年,已有数个流行病和发病事件。有旧的疾病,也有新的疾病,前者包括瘟疫和小儿麻痹症,后者至今包括2003年的非典(SARS)、2009年的H1N1流感、2012-2013年的新非典(MERS)、2014年的伊波拉、2015年的寨卡和2020年的冠病。这些疾病传播更快更远,冲击更广。

之前地方性的发病,可非常迅速变成全球性。例子就是冠病,全球死亡已有超过500万例。

虽然不可能预测未来疾病的性质、来源和发病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已声明“高度肯定,当它来临,将会(1)最初拖延才辨识、(2)严重冲击旅游和贸易、(3)公众的反应焦虑甚至恐慌和混乱、(4)第3点会因媒体报道而助长和煽动”。

许多科学家和医生已警示未来的大流行。

本月5日,在里查德·丁布尔比讲座上,牛津大学疫苗学教授、冠病阿斯利康疫苗发明人萨拉·吉尔伯特简要声明:“这不会是病毒威胁我们生命和生计的最后一次。真相是,下一次可能会更严重,可能更具传染力,或更致命,或两者皆是。

“我们不能在经历了这一切后,才发现在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后,却意味着对大流行的准备仍然没有资金。就像我们投资了武装部队、情报和外交,以便在战争中防卫,我们必须投资在人才、研究、制造业和学术机构,才能在大流行中防卫。”

暴露医疗体系缺口

冠病最主要的教训是,其过程和结果极大冲击了不平等和结构性弱势。

冠病暴露出大马公共医疗体系的缺口。长年的资金不足,让人民的健康已付出、并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国的路线图不能止于疫苗接种和“与冠病共存”。冠病相关卫生和医疗课题,如冠病后遗症、卫生不平等、医疗人力恢复、精神健康、建筑设计通风改善等等,必须获得应对。

有鉴于此,有充分的理由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RCI),以调查和通报至今的冠病管理,以及为策略和解决方案提供建议,以便加强医疗体系,让后者更充分准备应对下一次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皇家调查委员会必须确定哪些冠病管理措施行得通,哪些行不通。目标是从错误中学习,并为解决方案提供建议。

皇家调查委员会主席必须是退休法官。成员必须包括利益攸关者,如公民社会和专家。

不应委任政坛人物

为了确保公众信任和排除政治化,不应委任现任或前任政坛人物加入皇家调查委员会。

皇家调查委员会不仅有紧迫的必要性,对下一次发病或流行病的规划也很重要。

我们无法预测大流行何时成为地方病。把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推迟(比如等冠病成为地方病后),将使我国为下一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采取措施的机会遭到剥夺。

为了这一点,必须设定时间框架(比如6到9个月),让皇家调查委员会向国家和国会提呈报告。

当局有意愿面对令人不快的真相吗?思维方式会改变成主动而不是被动吗?必须审慎跨越冠病病毒,准备应对下一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决策者会记得,卫生是生活和生计的关键吗?是否有政治意愿,委任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加入冠病管理工作?

(作者是马来西亚私人执业医生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前主席。本文的目的并非取代、决定或定义合格医生的评估。所发表的意见不代表作者隶属的任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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