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美国惧怕中国威胁/谢诗坚

参观了中国驻槟总领事馆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后,我又想起半世纪前那一段陈年往事。

当1966年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初踏足报界,马上被这一场运动所牵动。但因为对中国了解不多,只能靠专人从香港寄来的报刊(每天傍晚收到当天的香港华文报)略知一二。



但我们报馆不甘落后和担心被读者讥笑:我们没有人才提供翔实的报道和评论,也就从英文报刊和杂志乃至从香港的书报中寻找资料。

老实说,我们当时也赶上“文革”列车,先是肯定和支持“中国的文革”,认为需要“破旧立新”。迄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不及一个月的10月6日,在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等元老派的密谋下,一举捉捕“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后,才慢慢看清“文革”带来的种种悲剧。

四人帮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时华国锋为了巩固他的政权,既保留国务院总理职,又兼任中共主席和军委会主席,集权力于一身。这个时期他在汪东兴支持下,手上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

改革没有回头路



这意味着华国锋没有全盘否定“文革”。从1976年到1978年,他掌控全局,邓小平尚未复出,但在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一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否定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是错误后,邓小平才再复出,也逐渐边缘化华国锋,直到1980年后者卸下党主席职。这意味着在1978年12月举行的第11届三中全会上,元老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邓小平也顺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胡必亮(北师大经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曾留学欧美大学,著作等身)指出:1976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1539.4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2%;人均GDP收入仅165.4美元,排在世界120位之后,国家总外汇储备只有12.55亿美元,比非洲国家的储备金还要少。

这一年,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值为134.3亿美元,仅有美国贸易总量的5%。那时中国完全没有外来投资,更没有中国往外国投资。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82.6%,平均年收入从60美元或150美元。因为“文革”的10年浩劫,中国处于混乱状态。

经过40年的努力,间中克服了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带来的巨大冲击。邓小平终于以第二次南巡(1992年)强调改革没有回头路。继后,中国政府再用30年光景让整个中华大地脱胎换骨,各大城市华丽转身,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根据统计,在2016年时,中国的GDP总量已达11.2万亿美元,紧随着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占世界GDP总量的14.8%,人均GDP也达8123.18美元,排在世界的第60位;货物贸易总额达3.6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达3.01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增值居第一,而其竞争力也已居世界第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33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都从无到有,共计1831亿美元,居第二;美国则有2990亿美元,中国少了1159亿美元。

迈向世界最大制造业

此外,在重工业方面,如高科技产品,也表明中国向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迈进;尤其中国在2015年提出要落实“2025中国制造”宏愿(产品成为世界第一)。在这方面,中国因人力之多、工厂之大及原料之充足,已具条件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工业生产国,向全世界推销中国的产品(从农业国转型成功,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但这是美国最吃不消的,因为其人口不比中国多,年轻人也不愿屈就在零件生产的工作上,也就无法样样产品都由美国生产,自然不愿意让中国走在前头。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也已创造奇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胡锦涛提出中国要和平崛起;10年之后的2013年,习近平倡议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思想,以求周边国家也因基建的改善而加速产品流通,和惠及周边贫穷国家一起改善人民生活;再进一步,“2025中国制造”的宏愿;以及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都在在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

在特朗普看来,如果现在再不行动,美国及西方国家将会后悔莫及,难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把中国当成比俄罗斯更具威胁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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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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