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往往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例如，该走的，不该留；留下来，就会结冤仇。结局和过程都有了，再不离开，连自己都觉得遗憾。

近读上下两册的《蔡省三传》，对“该走的，不该留”更有切肤之痛。蔡省三今年年高百龄。他曾经追随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0年，蒋经国还是他的证婚人。1949年中国大陆江山易主在即，蒋经国手下的最后一趟列车开往广州，车上的军政要人要从广州出海去台湾。列车行经江西，特意停车一个小时，等候在江西的蔡省三上车。

时任国防部3118部队少将的蔡省三，坚决不肯上车，发誓要留在江西打游击，要与共产党的军队决一死战。最后，火车无可奈何地开走了，蔡省三留了下来。

两年后，这位国民党的将军，成了共产党的战俘，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与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等几百名战犯一道，关在一起，沦为阶下囚。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被特赦。

如今，常住香港的蔡省三老人，是中共抚顺战犯管理所羁押过的战犯中，唯一健在者。倘若他当年上了那趟火车，去了台湾，至少不用坐牢20多年。

1936年，毛泽东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1949年，胡适还是离开了即将由毛泽东主政的新中国。而他的儿子胡思杜（时年24岁），则坚决不肯与父亲一起出国。

胡思杜批判父亲胡适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

1957年“反右”期间，胡思杜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倘若当年他听了父亲的话，一起离开中国，断不至于受辱自杀。

本月13号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也是“该走的，不该留”的违反者。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主阵地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没有离开中国意愿

刘晓波博士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完全可以选择隔岸观火，留在美国写文章、搞活动、筹善款，支援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他偏偏选择马上回国，亲自参战。

“八九民运”失败后，他被好友带进澳洲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承诺马上送他上飞机，去澳洲避难，他犹豫不决，最后声明进大使馆只是暂时避一下风头，没有离开中国的意愿。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他不久就被抓入中共的大牢。出狱后，他本来应该像其他民主人士一样，不再谈论政治，称病申请去美国。事实上，那些八九民运分子，例如21个被通缉的大学生之首王丹，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等人，都以治病的名义，去了美国，获得了最终的自由。

该走的，不该留。刘晓波选择留在中国，四次坐牢。最长的刑期是11年。还没有来得及服完这11年的刑期，他就撒手人寰，享年61岁，也算是英年早逝。也许有人说，他要离开了中国，就未必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真的是未必，达赖喇嘛1955年逃离中国，一直在印度活动，最后不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历史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天时地利很重要。一旦局势无法掌控，力量悬殊，时不我与，那么，该走的，就不该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