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苍祐当上马华总会长（1958年3月23日）的得力左右手，一个是党的总秘书朱运兴副教长（学历是香港大学三年级生），另一个是宣传主任杨邦孝（学历是律师，与李光耀在伦敦剑桥是同学，奠定了他们两人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

在1958年5月20日及6月3日，有两批中学生分别冲向林苍祐的医务所提出质问。先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当面要林苍祐答复八个问题；后是韩江中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闪电式的大集会后，接着“闯入”林苍祐的医务所提出三项诉求。

综合起来，两校学生的要求主要是：为何马华代表单独会晤教长，而不邀“三大机构”（包括董总和教总）的代表一起面见？马华公会对新考试制度的看法（政府规定初中的初级文凭及格是作为升高中的标准）？不仅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而且要求在甄拔考试未获得合理解决之前，不强迫学生参加；及政府应澄清超龄生可否修完高中课程？（那个年代，华社称为初中甄拔考试和高中甄拔考试，使用华语出题和作答）。

所谓的改制和超龄生的问题在1957年教育法令（由拉萨报告书转成法令）中也有接受华文中学申请津贴而改制成被控制的学校。其中钟灵中学、芙蓉振华中学及昔加末华侨中学的改制已成定局。

此外，政府也规定在1957年时，年满17岁的（小学生）必须退学，而到了1962年，所有的小学毕业生都不超过12岁；至于中学，按规定是13岁进中一，17岁中五毕业。后来政府改成同意改制中学设“下午班”，以收容超龄学生，这些“下午班”后来变成所谓的“独立中学”了。

考试制度引争议

至于考试制度也引发激烈争议。教部认为所有学校应参加统一的考试，即初中考初级文凭，高中考高中文凭或剑桥文凭，概以英文出题和作答。

教总则认为应按拉萨报告书规定，允准不同源流的中小学存在，且可用本身的媒介语出题；同时中学初级文凭考试只属测验性质，不能当成升高中的条件（必须考试及格）。

有鉴于事态严重，担心又再酿成更大的学潮，林苍祐马上吩咐杨邦孝一定要面见教育部长佐哈里。杨邦孝果然不负众望，他最终在取得了教长的同意，可将甄拔考试改成测验性质，与升级和津贴无关。林连玉回忆录中这样说：由于杨邦孝口说无凭，他很难向学生交代，也就要求杨大律师在纸条上签名为证。通晓中文的杨邦孝照做了，一场第二轮的大罢课也就消弭了。

当年的林苍祐意气风发，矢言马华与华教共存亡。

第二件事却给林苍祐栽了大筋斗，连他整个“革命团队”也去了“荷兰”。

事缘在1959年6月24日的时候，林苍祐按马华中委通过的议案，致密函给东姑，要求在议席分配上马华分到40个议席。这样倘使未获得联盟中非马来人政党的同意，将不能对宪法提出修改。

当年马来亚国会共有104席，而三分之一席是35席。马华认为它提出40席是合理的，因为也要提防某些席位输给反对党。

后来有关争议又似乎可以降到35席，但这也不是东姑所能接受的，他认为林苍祐的密函形同在他背后捅一刀。

在密函中，林苍祐也提到教育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要事，应允准现有的学校用其教学媒介语举行考试；且具有与国家教育文凭同等的程度，并纳入教育政策之中（即受到官方承认其文凭的价值）。

本来林苍祐是期待在1959年7月10日的联盟会上讨价还价，但有关密函却提前在媒体曝光。对杨邦孝来说，马华是以民族大业高举鲜明的旗帜，不论是成功或失败，都要表明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杨邦孝把密函公诸于世。

虽然林苍祐在7月10日与东姑会面，但不欢而散。这意味着暴风雨快要降临了。

果然东姑在7月10日的复函中表明不再与林苍祐合作，但将与支持联盟的马华会员合作面对大选。这宣告了马华内部的分裂，陈修信派从中崛起，获得分配31席（未达1/3席），而林苍祐派榜上无名。

在无可奈何下，林苍祐派杨邦孝会晤李光耀（他刚在1959年6月5日就任总理和组阁），而杨邦孝虽与李光耀关系十分密切，但也无法说服李光耀发表文告表示同情，因为李光耀要以新加坡利益为重，希望能与马来亚合并而不愿得罪东姑。

退一步说，如果李光耀当年有反应，也无法扭转局面。也因为这样，林苍祐、杨邦孝、朱运兴等人败在马华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最后杨邦孝在1969年举家定居新加坡，先是出任华侨银行董事主席，后在1989年应李光耀之邀，出任新加坡法官，并在1990年接替退休的黄宗仁，成为首席大法官。一直到2006年以79岁高龄退休。

李光耀不欣赏许启谟

吊诡的是，陈修信掌权后起用的是新加坡政治部主任许启谟（林有福时期的政治部主任）来当马华署理总会长（1972年病逝）。李光耀不欣赏许启谟，形容他是肥胖臃肿，财大气粗的人。而失败的林苍祐在10年后（1969年）东山再起。也是在这一年，杨邦孝找到了他的“伯乐”李光耀，彼此惺惺相惜，把新加坡搞成了一个不是小国的小国。

如果当年是林苍祐与杨邦孝合作领导马华，马华今天会变成怎样的政党呢？也许廖中莱与魏家祥不妨回望历史，从中找出马华的弱点在哪里？而马华的政治遗产又是什么呢？

谢诗坚■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