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回忆录》中有提及他的中国情意结，也提到对中国未来的期望。这与其父母先后南来作为开始。

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离开福州下南洋，时年16岁，后定居在新山。他的母亲郑格如在1920年离开福州南下与他的父亲会合，因为他们早有婚约。因此郭鹤年在1984年接受香港《大公报》访问时说：“我的心分成两瓣，一瓣是我出生的国家—马来西亚；另一瓣是我的父母生长的家乡”。

郭鹤年原本在新山从事多元生意。在战后的1949年，其母亲（有知识的大学生）提议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让郭氏家族成员入股（因其父郭钦鉴在1948年病逝），并由郭鹤年担任总经理（当年只有25岁），总资金10万元令吉。

让人不解的是，其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儒家传统女性，怎会请公司内有学问的职员为她的3个孩子先后取洋名，例如1923年出生的郭鹤年就被冠上洋名Robert Kuok，后又让他们受中英文教育，但偏重的是英文教育。由于他的母亲是公司总司令，郭鹤年事事都以母亲的拍板为准。

他描述母亲回中国时有如下记录：“我的母亲在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经常往返中国。她欢迎毛泽东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她一向喜欢帮助穷人，在1951年回中国时，她将其在山东省的地契分配给应得之农民。”

而他则在1965年进入中国大陆。第一次踏足中国就是参加“广州交易会”，而后也被安排访问乡镇公社。“我当时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有道德和有礼貌的”。

母亲痛恨官僚作风

但不久中国自我孤立，爆发“文化大革命”。“当我在七十年代中期访问中国时，已感觉有了很大的变化。中方有许多繁文缛节和带着高度怀疑，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抢他们的财富。母亲这时警告我，过早在中国投资会撞墙，只能头破血流，不会有成果。更甚的是，如你获得成果，他们会认为这是他们的而拿回去，结果你又归零”。

“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太落后了，这个国家必须觉醒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能够的话，我要协助中国更快速发展。

“母亲对官僚作风十分痛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她来说是黑暗的历史。在1920年初，当她在多年后再返回福州时，需要将护照保留在公安局。住了几个月后， 母亲感到十分不悦，决定回马来亚。她因而向公安局要回护照，却被无理的拒绝。最后她被逼向官员敲桌子，她没有犯错，为何要扣留护照？我要到北京告你们。数天后，公安局派人把护照拿到母亲家，她就乘搭飞机回马了。

她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正确的。母亲对我说：“年，中国会倒回‘资本主义’。我可以告诉你，儿子，人只能被私心所驱动，而这些作为是对本身或孩子有更好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他完成更多成绩，同时也会更有创意和更具生产力，中国将因为这样的驱动而继续前进。但母亲还是认为不论怎样，中国还得走上基于人民没有私心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漫长的道路，其前提是人民必须先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

虽然郭鹤年说他是因为马新征收较高的所得税（超过25%），因此在1974年将核心生意迁往香港，他本身则在1979年后才正式移居香港，但又有另一层的期望，向大陆发展。

1985年，郭鹤年当选我国十大企业（排行榜首）。也是在这一年，他以中国合资的第一项工程在北京开工，以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这项大工程直到1990年完工开幕，象征着郭鹤年进军中国大陆。此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也在中国“遍地开花”。

习近平从好方向改变中国

2012年，郭鹤年又获得“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除了对邓小平推崇备至外，郭鹤年也回想起在九十年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邓小平会面的情景。当时邓说，中国将在30年内成为亚洲最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不过郭鹤年说，邓小平在开创繁荣茂盛的时期，代价是中国出现了贪婪腐败等疾病。

他说：“如果我们通往文明的目标路程有1万里路，我想我们走过的路还不到100里。因为人们总是在匆忙里犯下很多错误，中国转型30年，也看到很多错误。”

他感到庆幸的是，自从习近平于2012年主政以来，大大地减少政府、国有企业及军队中的贪腐现象。他认为习近平是无私、富同情心、爱国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厚认识的人，正从好的方向改变中国。为此他相信习近平将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无论如何，郭鹤年说，中国现今面临两个重大的挑战，其一是复兴道德教育（尊重提倡儒家精神与文明）及确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它比一个民主社会更重要。

即使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法治，但他的想法是若共产党要永续（长治久安），那么领袖就须接受法治，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