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钞票是政治万能器?/南洋社论

“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这句话,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在政治上,没有钱的确万万不能,可悲的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和充满诱惑的物质享受,很多时候在政治上几乎是万能的。

政治人物,尤其是当官者,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筹集政治基金,而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形下,贪污行为非但随时可以发生,且久而久之,它自然就演变成一种见怪不怪的政治常态。



政治献金的收受没有一定的格式和时间约束,但每当来到大选,政党或政治人物收取政治献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而尽管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EOA)对候选人的竞选开支有一定的节约,但真正奉公守法者究竟能有几人,又有谁能说得准?

付出政治献金的人,大体上都有“在商言商”的心态,来到大选,被认为有机会执政的政党固然被“另眼相看”,而被视为有望进入内阁的人,当然更是被争相投资的对象。

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口软”,接受了别人的好处之后,就算做不到“点滴之恩,涌泉相报”,想想也应该知恩不忘报吧?如此一来,谁敢保证贪污和腐败不会随之而来?

周二(21日),净选盟2.0发文告,再次促请政府尽快提呈政治献金法案,以更严厉管制政治献金的来源及开销,进而增强公众对选举完整的信心。

其实,净选盟2.0所提的政治献金法案已非新鲜事,但如何确定法案的内容,以及如何才能确保法案内容落到实处,相信还需要时间从长计议;同样重要的是,除了相关利益者之外,当局也应该接接地气,听听民众这方面的心声。



从政者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之事,本不该索取任何额外回报,因此,只要能在煌煌律法下凭良心做事,纵然最终无法尽如人意,也算是无愧于心;可一旦沦为被收买的对象,从政者将不再有人格可言,而人民的福祉当然也将被埋葬在其个人的荣华富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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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分摊保费能惠及保客?/南洋社论

为了应付医疗保险和回教保险大幅调涨的问题,国家银行在2024年12月提出两项临时措施,帮助因保费上涨而受到影响的投保人。

第一项是,各大保险公司将医疗理赔通货膨胀所产生的保费增加分摊至最少3年,让投保人每年保费涨幅最高只能是每年10%。第二项则是政府和回教保险公司及私人医院共同出资6000万令吉,加速健保改革,包括实施和推广诊断相关分析,公开常见医疗程序的费用,以增加透明度。

上述宣布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并不见保险公司有什么实质行动。保险公司有耐心,保客可没有耐心,因为进入1月份,大限已至,如果再没有发展,保客就要缴交调涨的保费了。

设定顶限而非冻涨

此时,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作出宣布,所有的保险公司必须在1月15日起,向保客提供分摊保费的措施和细节。保客如果收到保费涨价通知,可以自1月15日起,拨电保险公司要求分摊保费,公司必须照办。

什么是“分摊保费”?原来,分摊保费是保客可以要求延迟调涨的日期至2026年底,将本来要大幅调涨的保费分成3年或更多年执行,以确保每年的保险调涨不超过10%。

换句话说,国家银行只是暂时设定保险公司保费调涨的顶限,并不是冻结保费调涨。长远来看,保险公司务将达到它们所要调涨的水平。这是典型的“朝三暮四”现代版,只是将保费调涨的现实延后发生,减低冲击,和保客想象中的维持旧保费不变相差甚远。

保客成最大输家

国家银行行长拿督斯里阿都拉昔之前强调,定期调整保险和回教保险的保费已经成为必要措施,以确保能够持续满足理赔不断上涨的要求。这让保客只能扮演“羔羊”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理赔运算得当,获得盈余,那么公司就无需涨价。

但是,假设公司计算错误,那么保客必须埋单(缴交更多保费)。面对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保客,尤其是乖乖缴费,从来没有索赔的保客,成了最大的输家。

保险公司将理赔上涨的费用无止境的转嫁于保客,毫无面对亏损的风险,试问这对保客公平吗?保客要的是固定的保费(固定的风险成本),如果不能确定保费到底将上涨到什么地步,那么,保客可能认真考虑放弃购买医疗保险或者断保,转向更容易预测消费数额的政府医院求救。

国家银行在协调涨价问题,虽然已经做到将保费分摊,但是,在保客面对不合理的对待时所给予的帮忙,如果只是单单延长保费调涨的执行日期,那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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