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局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考验，主要是马来政党和马来社会正推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

虽然这场要求变革的运动不是非马来人发动和策划的，但因为巫统仍是举足轻重的政党，它的政治立场或方向的任何改变，都能牵一发动全身，我们就自然看到华基政党的马华公会起而批评巫统，未经过开会讨论便自行决定“国阵”的未来；同样的，印度国大党也不认同巫统的“独断独行”。

其实，这也不是不按常理打牌，而是一路来都是巫统说了算，其他成员党可有不满的情绪，但没有拒绝的先例。

举例来说，当1974年巫统决定放弃“联盟”改用“国阵”形成更大组织时，马华虽对巫统不尊重其他成员党的意见表示“抗议”，但最后还是加入了新的阵线（也是最后一个加盟的成员党）。主要是马华对民政党的加盟很不服气；尤其是马华的死对头林苍祐通过民政党加盟而耿耿于怀。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马华与民政成了“同床异梦”的“兄弟”。

表面上称兄道弟，实则各怀鬼胎。正如在1978年大选时，马华暗中（在林建寿的策划下）派出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祐选区的得票率大减，只以6137张票压倒民主行动党的无名小卒黄鸿杰（得票5223），多数票914张。

这种险胜的结果也让民政上下捏了一把冷汗。

又面对2新难题

因此在1982年大选时，民政狠狠回击在槟城的马华候选人林建寿，集中力量让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所谓的马华争夺首席部长的戏码“落幕”了。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又让马华面对两个新难题，那就是它将如何面对民政党？而又应该作出怎样的让步？它要跟随巫统还是去找国盟？

在彼此都是归零的议席下（指槟州），马华与民政也不具有优势压倒另一方，但间中的变化也让马华稍占上风。

当民政党在2018年宣布脱离国阵后，它已失掉与马华“争宠”的机会。当时的民政党是过于“紧张和草率”退出国阵，以为可以形成第三势力，但它忘了它已没有另一个林苍祐带领来杀出重围，待到退出国阵后才感到孤苦伶仃。

一方面它没有充分理由与人民公正党直接合作；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向行动党屈从；更不能申请重新加入国阵（它的未来是个未知数）。

直到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后，突然涌现一支“散兵游勇”在政坛崛起，这就是被改头换面的土著团结党。

在慕尤丁的领导下，土团党结合了各方力量组成“国盟”（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PN）而成功夺权，成员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及砂政党联盟。而巫统则未加入国盟，仍然保持其“国阵”老大的地位，等于用国阵参与组织联合政府。但国阵不是其中一个成员，只是巧妙地被巫统拉拢加入执政行列。马华及国大党就此成为执政一员，前者拥有一部长及4副部长，国大党也有一正部长。

新政治形势出现

到底国阵是不是“国盟”一员？谁也搞不清楚。毕竟巫统代表的“国阵”，与“国盟”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马华在执政党内（PN）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不清不楚。

正当疑团有待解开前，又发生两件令马华措手不及的变化。其一是巫统理事会通过与土团党断交，也就是“联合政府”直到大选前为止，而大选时就成为政敌了。

在这种情势下，一向与巫统站在一起的马华又将何去何从？

其二使局面更为复杂的是，慕尤丁代表国盟欢迎民政党加入，这就意味着民政又将成为马华的“内部政敌”。但其差别在于马华属“国阵”，而民政属“国盟”，它们又该如何协调？如果马华不跟着巫统走，而是选择追随慕尤丁，那就意味着马华又和民政在一起了。

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政治形势已告出现，也就是说，第15届大选的重心已是马来政党间的直接交锋，彼此都不忘“以马来人至上”为斗争策略。这些政党包括在野的巫统、公正党（立场比较温和）与国家诚信党；而在朝的则有土团党、伊党及砂土保党（属于砂政党联盟的老大）。

不介入“马来人至上”

在正面对峙下，行动党也好，马华也好，它们都不会也不应介入“马来人至上”的斗争行列。因此未来的大选已不像2018年的场景，行动党在大胜后，可以紧跟着马哈迪的脚步走。

讵料在睡梦中一觉醒来发现“政权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之，已是朝不保夕的马华突然被敲醒回来做政府。这回是通过慕尤丁的提拔，好像回到从前。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未来不是华人在朝或在野之迷惑，而是华人面对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宗教政治的强化下，怎样有勇气发挥正义的立场，不能再采用鸵鸟政策或让青蛙政治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给卖了。

真没想到，喜来登政变只给马华带来官运，但没有给马华带来政运。究竟马华路在何方？也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

由此也证明，从一开始与巫统绑在一起的马华，到头来还是因巫统之变而迷失方向。华人政治的悲哀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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