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高额娱乐税需从长计议/曾志涛

日前,艺文演出和表演协会(ALIFE)指吉隆坡市政厅将向市内所有现场演出,包括演唱会征收25%娱乐税。

ALIFE主席里扎表示,25%娱乐税在本区域相对偏高。此外,国际演唱会业者还有其他负担,如15%的预扣税、公司收入税、艺人就业税,以及移民局对艺人和工作人员的滞留保证金,使得演唱会业者和艺人的负担相当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25%的娱乐税可能会导致演唱会门票价格进一步上涨,减少人们的购兴,间接对相关行业业者的生计产生影响。

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指出,与邻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相比,我国近期举办的大型演唱会相对较少。

以泰勒斯为例,将在新加坡进行多场演出,而我国却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再看Coldplay,在吉隆坡仅举办了一场演唱会,而在新加坡却举办了6场。

早前,政府颁布的演唱会指南和限制对演唱会业者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如今25%的娱乐税犹如雪上加霜。

演唱会涉及范围广

需知道,演唱会涉及的不仅仅是艺人和观众。从舞台建设、音响设备、餐饮、保安到交通服务等,都与演唱会有关。因此,演出场次的减少将会对从事相关行业者造成难以预计的损失。

由此可见,政府或需重新评估征收25%娱乐税的决策,以免我国的演唱会和相关娱乐行业在疫情之后再次受到重创。

为了缓解娱乐税对演唱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其实可以采取一些替代策略和方案。

首先,即使政府有必要调高娱乐税,但也必须给业者一段缓冲期来适应。突如其来的宣布对已计划好引进海外艺人前来演出的主办方是不公平的。

其次,政府必须考虑到不同规模演出主办方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对此,政府可以实施基于门票销售额或演出规模的递进税率。这样,小型音乐会或年轻艺人就不会因为被征收与大型娱乐活动相同的税率而受到过度的压力。

为了确保现场娱乐业的发展,政府应该致力提升现场演出所需的基础设施,如音响、灯光和舞台设备。高素质的设施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本地观众和外国游客,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级艺人前来演出,顺带推动旅游业,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政府应与娱乐业者有效沟通,定期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担忧。只有这样,当政府制定或修改税务政策时,才能够确保这些政策与行业的实际需求是一致的。

演唱会和娱乐活动不止对国家经济带来直接的收益,同时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业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国际形象,同时还为你我提供宝贵的休闲空间。

基于演唱会的巨大效益,政府有责任扮演有效的沟通桥梁和催化剂,为演唱会业者和艺人打造一个友善且有益于经营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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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政府开源节流才是正道/曾志涛

国库控股研究机构近期建议将现有的T20、M40和B40收入分类调整为T30、M50和B20,以更符合当前的经济状况。然而,这种调整能否真正地反映现实情况,值得商榷。

首先,这种一刀切的收入分类忽视了城乡和家庭成员人数的差异。例如,一个月收入7000令吉的家庭在乡村地区可能生活宽裕,但在城市地区,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却可能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

更重要的是,把收入群体重新定义为T30、M50和B20,将导致需要援助人群的比例缩小。这种“数字游戏”看似为政府减轻了补贴压力,但实际上却削弱了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扶持力度,与扶助贫困的承诺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政府要缓解民生的经济压力,必须正本清源,从问题的根本入手。

首先,政府必须在国库开源方面做出努力。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近年来积极出访各国招资,其中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在2024年前三季度获得了403亿令吉的投资承诺,但实际投资额只达225亿令吉。

政府必须致力于将承诺投资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与简化繁文缛节等方法,以提高承诺投资转化率。

其次,财政节流方面也是关键。《2024年第三系列总审计司报告》指出,第12大马计划中有169个项目出现延误,并且预算超支问题严重。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项目支出金额达到2319亿2000万令吉,超出批准拨款约92亿令吉。

政府必须认真看待这种缺失,加强对工程进度和质量的监管,并通过公开透明的招标机制, 确保每一分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长远来看,提升国民收入和推动经济转型是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本之道。2023年推出的《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为国家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政府计划在航天、化学和石化、制药、数字经济,以及电子与电器5大领域投入950亿令吉,推动工业升级和提高工资水平。

然而,工业转型的成功取决于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执行效率。政府必须确保这些投资真正被用于创新和技术升级,而不是停留在纸面计划。同时,政府必须注重人力资源培训,确保劳动力能够胜任高附加值岗位。

最后,通货膨胀是民众最直接的经济压力来源。2025年财政预算案提出针对性补贴计划来优化RON95汽油补贴,以提高补贴的效率和公平性。

避免负担转嫁消费者

然而,这种调整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并对低收入群体产生负面影响,需要谨慎评估。此外,国能调涨电费14.2%的建议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骨牌效应。

因此,政府有必要认真审核国能的建议,或通过较低幅度、渐进式的方式调高电费,同时加强市场监管,避免企业将不成比例的成本上涨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总的来说,与其重新定义收入群体,不如聚焦更实际的问题。只有采取实质性行动,解决结构性问题,我们才能让人民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否则,再漂亮的数字游戏,都难以掩盖生活成本高企和收入增长滞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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