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国民，当日来回过长堤到新加坡去工作，以赚取汇率相比于本地很高的新币；但是大马也引入很多外劳。

在西马，建筑工人多来自孟加拉、缅甸、印尼等。工厂工人与家务助理，则多来自印尼中西部爪哇、苏门答腊等，彼等在本地的工作待遇与生活福利等，也常成为本地与印尼之间的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摩擦面。

而在如餐饮、零售等行业，本地也如新加坡、中东各国等，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菲律宾与孟加拉的服务员，说着口音浓厚但又流利的英语。所以从这些大幅度依靠劳动的角度来看，本地俨然已经很像那些发达国家了。

本地这种相对畸形的劳动市场现象，一方面输入大量外劳，另一方面自身的劳动人口却也流失，常远来说，是会弊多于利的。

其实假如我们有到访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却也可能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当地社会劳动现象。

一方面，譬如在日本、韩国、澳洲等，鲜少会有外国劳工在工地、工厂、家庭、服务业等干活，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的工人在这些行业里工作。

在当地就算有所谓的“外劳”，其实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义里的“外劳”，即彼等很少是大规模、系统性地被从外国输入到当地去工作，而多是当地的新移民们基于从低做起的社会流动原则，个别、零星地去从事这些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