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萧维旸

我国政府大声呼唤美国科技名企，将大马视作投资目的地，更特别点名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我国布局生产链。

然而，在首相诚邀的数日后，特斯拉总执行长马斯克，却与印尼总统佐科会面，商讨在印尼设厂的可能性。此举形同迎面浇了我国一大盆冷水。

在吸引科技名企方面，我国并非首次处于下风，毕竟此前就已发生过戴森、Grab总部落户新加坡的事件。

究竟我国在吸引新科技投资方面，面临哪些劣势？

综合各项资料，和与经济学者对话后，《南洋商报》总结出我国的三大绊脚石。

吸引新科技投资

3大绊脚石

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大马还能获得国际新科技企业的青睐吗？

今年5月中，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在华盛顿与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USABC）会面后，呼吁美国知名科技大企视大马为投资目的地，尝试引进更多电动车、数字经济、绿色科技投资者。

他也特别点名全球电动车巨头特斯拉（Tesla）总执行长马斯克，盼望后者在大马投资生产电动车。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也贴文欢迎同为马斯克持有的卫星网络科技公司星链（Starlink），在大马布局。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依斯迈沙比里诚意拳拳邀约的数日后，马斯克就与印尼总统佐科在研发火箭技术的SpaceX公司会面，商讨在印尼投资设电动车厂的可能性。此举形同狠狠甩了大马一巴掌。

大马形式落后

尽管迄今未拍板定案，但从马斯克与佐科交谈甚欢的画面、佐科招商引资的决心、印尼土地面积和人口庞大的先天优势来看，最终握手合作似乎已水到渠成。

马斯克与佐科会面后，旋即在国内外掀起激烈讨论，霎时间有关“大马败给印尼”的分析文章纷纷涌现。其中，《亚洲周刊》以“缺乏超前部署，大马形式落后”，为我国的困境定了调。

狮城经商环境胜大马

其实，在吸引国际科技名企的战场里，大马并非第一次处于下风。之前两次引人瞩目的落败事件，是知名科技企业的总部选址战。

在2019年，全球家电设计巨头戴森（Dyson），决定将总部设在新加坡。这新闻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早在2002年，戴森已将生产主力移师大马。尽管戴森随后也在新加坡盖厂，但已是2012年的事，比大马迟了足足10年。

照理说，用了10余年的时间建立深厚合作关系后，大马应该是戴森总部迁移的首选目的地，但最终事与愿违。据市场人士分析，戴森是看中新加坡的研发能力，和更加友善的经商环境。

时序再往前移。2014年，东南亚电召车巨头Grab，同样宣布将总部移师新加坡。相比戴森事件，Grab掀起的舆论更加汹涌。

原因在于，Grab是大马土生土长公司。创办人陈炳耀和陈慧玲，从网约车服务起步，随后延伸到送餐、金融科技等业务。在摇变成东南亚巨头后，去年底在美国那斯达克敲钟上市。

而Grab选择迁移总部的原因，离不开经商和融资环境考量。

狮城融资条件优渥

相比大马，新加坡融资条件显然优渥得多，Grab在2014年一共获得淡马锡控股约9000万美元（近4亿令吉）注资便是一例。

往事已矣。未来是电动车、绿色能源、云计算和大数据主宰的时代，大马究竟能够吸引到多少相关科技明星企业的投资？换个角度思考，大马在这场招商引资的游戏中，面临着哪些挑战？

其实，大马从不缺外资。据贸工部的数据，我国在今年首季的外来直接投资（FDI）额达到761亿令吉，按季增长约6%，处在近7年最高点。

从我国近年FDI走势来看，自从2020年次季，也就是疫情爆发初期掉至304亿令吉之后，金额有节节攀升之势。

我国输在哪里？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指出，我国向来并无招资困难，但吸引的投资仍侧重于传统工业，例如化学业和电子电气工业中下游领域，“我们缺的只是新科技大企”。

那么，在吸引新科技投资方面，我国输在哪里？

综合经济学者的说法，加上归纳的各项资料，本报认为大马正碍于3大因素，即过早脱工业化、研发人才稀缺、东盟同侪夹击，导致我国在吸引新科技大企方面屡屡碰壁。

1）过早脱工业化

要衡量一经济体是否已脱工业化，有数项指标。其中包括制造业、相关雇员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否明显下滑。

在1957年宣布独立之后，我国凭着丰富的橡胶和棕油，迅速成为大宗商品出口国。而到了1970年代，我国工业发展迎来一道分水岭，让经济增长引擎从大宗商品出口，转移到半导体、电子电气产品出口。

1972年，半导体巨头英特尔（Intel）在槟城设组装厂。超微半导体（AMD）、惠普（Hewlett-Packard）等公司紧随其后，将槟城推向大马核心半导体枢纽的位置。

随后，美国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也为大马工业发展推波助澜。

黄锦荣解释，《广场协议》造成日元大幅升值之后，不少日资纷纷迁移至东南亚，而大马正凭着基建理想、电力供应稳定、语言能力佳等优势，成为日资青睐的设厂地。而那段时间，确实是我国制造业突飞猛进的高光时刻。

工业升级遇瓶颈

然而到了90年代，我国工业升级骤然遇上瓶颈。黄锦荣表示，那段时间基本上已是全民就业，同时我国也失去廉价劳力生产的优势。

“那我国要怎么应对呢？第一是引进更多外劳，继续维持廉价劳力生产优势，第二则是落实生产自动化推动工业升级。很明显，我国是选择了前者，毕竟当时的技术和研发能力不强。”

上述决策的最大后遗症，就是我国多数制造业，始终走不出低技术含量、严重依赖外劳的旧模式，以致于在中国崛起后，我国不少行业被迫退出舞台。

同时，愈来愈多国人前往服务业，造成服务与制造业之间的雇员人数、占GDP的比重愈发悬殊。

展望未来，随着越南和印尼制造业愈发强盛，我国工业竞争力就愈发岌岌可危。毕竟，无论引进多少外劳，我国的劳力供应也很难匹敌人口庞大的经济体。

其实，脱工业化是一经济体持续发展时，必然面临的阶段。但我国之所以被形容成“过早”脱工业化，原因在于这过程发生得太快了。

黄锦荣说，当制造业处于比较高附加价值的位置，随后在国际社会拥有一席之地，才能算是完成工业发展的进化。

然而，我国还没迎来这道光景，人口就业结构便已向服务业靠拢，形同为工业升级设下一道天花板。

2）研发人才稀缺

研发人才是推动工业发展的引擎。同样的，还处在侧重研发阶段的电动车、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明星企业会否青睐大马，离不开对人才是否充足的检视。

大马欠缺研发人才，并非什么新鲜课题。我国政府在2010年发布的“大马新经济模式”报告，曾透露约有50万名人才选择在国外扎根。

“我国人资资源情况没有改善，我们正在失去推动未来增长所需的人才。”

此外，该报告也不讳言，即使政府已投入相应的资源，但我国毕业生在科学与数学国际测试的表现，仍没有跟上步伐。

尽管政府承诺，会在新经济模式推出之际，透过教育制度栽培更多研发人才。但时隔多年后，我们依旧无法摆脱人才稀缺的窘境。

掌管经济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就曾在去年底直言，研发人才短缺，依然是我国电子电气业维持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一大绊脚石。

“若政府打算认真看待我国工业链升级的课题，就必须解决相关问题。”

在全球半导体工业链里，大马的强项在于中下游的封装与测试环节，因此自然不缺这方面的人才。我国缺少的，是更上游环节的技术专才，而这恰好是新科技企业决定是否投资我国的最重视条件。

人才短缺2主因

诺丁汉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肖赛子接受本报访问时分析，我国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国高科技人才大多选择扎根国外，“由于我国工业链发展不够成熟，因此所获效益和能够支付的薪资，自然相对稀薄，造成人才外流。”

至于第二项原因，肖赛子认为，对于数理、电气工程等学科，我国多数高等学府仍重教学轻研究。同时，相较欧美经济体和新加坡，我国政府拨出的科研基金也相形见绌。

“既然投入较少，产出也自然不会特别好。”

3）周边国家夹击

如前文所述，我国在吸引新科技业投资上，可谓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所谓“强敌”，指的是与我国一水相隔的新加坡。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今年6月中，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里，新加坡排名按年跃升2级位居季军，仅次于丹麦和瑞士；反观大马，名次退步7级，排在第32名。

论土地面积和人口，我国分别比新加坡高出约450倍及5.7倍。但在招商引资、经济竞争力、研发能力方面，新加坡却远远超越我国，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新加坡融资条件优越，成为初创企业成长的催化剂。Grab的增长史便是很好的教材，该公司先是寻求国库控股投资失败，最终获得淡马锡控股的注资，继而迁移总部至新加坡。

黄锦荣表示，和大马相比，新加坡的金融管制相对宽松和开放，因而使得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活动热络，支撑起初创企业的成长。

“新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开放程度紧密相关。”

第二个原因，则是新加坡政府治理能力佳。在黄锦荣看来，除了早已举世闻名的高廉洁，该国比大马优胜之处，还在于施政连贯程度。

印尼简化外资经商

回顾历史，大马各部门之间不协调的事件，早已层出不穷。

近几年较为引人瞩目的例子，就是2019年初财政部与经济事务部，在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存废一事不同调；部署5G网络项目中，政府也和众国内电信巨头的意见分歧，以致于项目进展不尽如人意。

至于说到“追兵”，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印尼。

去年4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宣布在内阁成立投资部，简化外资在印尼经商、申请执照的繁文缛节，尽可能地吸引更多外资入驻印尼。

事实上，该国在去年迎来311亿美元（近1384亿令吉）外来直接投资（FDI），按年增长8%。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也早在2019年制定法律框架，为电动车发展鸣锣开道。

人口和土地面积庞大，是印尼招商的绝对优势之一。

肖赛子说，眼见大马愈来愈城镇化，土地成本势必节节攀升；至于人力资源，疫情爆发后，我国企业在招聘外劳方面频频遇阻，这类不确定性，外资当然不愿看见。

勿只重视大企

重视科技大企之际，我国何不同时扩大视野，一同吸引更多初创企业？

肖赛子建议，我国招商政策与视野，不用全聚焦在特斯拉、台积电这类国际大企，“区域内也有很多具备成长潜力的企业，值得大马专注。”

在她看来，瞄准这类初创企业的主要好处，是比较容易吸引进来，毕竟相关公司进行研发的时候，需要的土地资源、政府补贴相对少。

对比之下，大型科技企业往往需要政府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补助、土地优惠政策等。

急须解决人才不足

“这方面，大马很难拼得过其他经济体。”

话虽如此，肖赛子强调，我国必须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否则初创企业进来，也很难凭着理想的研发环境顺利壮大。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国内高等学府打造成科技创新的摇篮。

“多家高校加入后，就可以形成高科技园区，进而产生磁吸效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多国外科技企业，也会因为我国有充足的人才供应，而选择投资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