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李治宏

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大爆发，2020年是历史上特殊的一年，但与此同时，大马要在今年成为先进国或高收入国家的2020宏愿，无法如愿实现。

原因？各种因素交错，导致这个深富前瞻性的国家愿景落空。

如今甚至有位权威的专家点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因素没有迎刃而解，再多一个20年，2020宏愿也无法实现，甚至不进则退！

这位权威专家正是国家银行前副总裁苏迪夫星博士。他早前在社交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我国有5个趋势令人担忧，如果不加以克服，未来20年也难成先进国/高收入国家，甚至倒退！

这5大趋势分别是：

1经济失动力，增长走下坡；

2生产力增长疲弱；

3财政管理疲弱；

4社会凝聚力减弱；

5各层次治理失败。

本文接下来会详细探讨这5大趋势，以及建议解决方案。

首先让我们回顾1991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提出2020宏愿，要在2020年跻身先进国行列时，提到有9大挑战必须克服：

1建立一个具有共同命运的大马团结邦国；

2创造一个自由、安宁与发展的大马社会；

3加强实现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实现一致观点的政策；

4建立一个成熟、自由及容忍的社会；

5建立一个有道德与伦理观念的社会；

6建立一个科学和进步的社会；

7建立一个爱心社会；

8确保实现一个经济公平的社会；以及

9建立一个繁荣社会，使它的经济有竞争、朝气蓬勃、健全及有弹性。

最重要的是，从经济角度，必须从1991年开始至2020年，连续30年内，平均每年取得至少7%的经济增长率。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3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因素“扯后腿”，上述9大挑战没有一样获得克服，反而有倒退的情况。

不仅如此，由于过去30年来发生多场经济危机，包括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09年国际金融海啸，以及今年初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大马经济在这些危机期间都面临衰退，连带的，平均每年至少7%经济增长的目标也落空，2020宏愿自然无法实现。

金融风暴后经济增长减半

苏迪夫星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大马经济常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39%，然而，亚洲金融风暴后的20年只有4.58%。（参阅下图）

但除了国内外的经济因素，我国无法如愿于今年实现2020宏愿，问题症结在哪？

苏迪夫星在上述文章中，一语道破2020宏愿失败的主因。

他在文章中这么写道：“2020年宏愿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不是因为经济形势让我们失望，而是因为那些负责确保实行相关措施的人，令我们失败了。

“如果1991年提出的2020年宏愿获得认真的对待，它将对建立一个全民团结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如今证明一切事与愿违。”

一个国民团结的国家，可以利用人民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的毅力，来面对任何挑战。

然而，经过30年的演变，大马今天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全民团结的国家，相反的，大马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很多事情都以种族和宗教来界定，并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议程。

苏迪夫星点出，这不是历史造成的一个偶然，而是一场政治游戏计划的结果。

30年前提出2020宏愿时的9大挑战，现在让我们扪心自问：

1.我们的经济是否强大，有弹性，具有竞争力和活力？

2.我们是否是一个经济上自以为是的社会，财富分配合理，没有任何歧视、剥削和不公正待遇？

3.我们是否一个自由、宽容和知识渊博的社会？

4.我们是否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5.我们是否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6.我们是否拥有一个“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

苏迪夫星说，上述问题的答案不需深入思考就呼之欲出：我们不仅未能实现2020年宏愿的上述目标，事实上，我们已不进则退。

在政治人物始终无法克服各项社会与民主挑战下，我国的社会凝聚力已减弱。

问题出在哪里？简而言之，不是不利的情况造成2020宏愿无法落实，相反，尽管这些目标得到了良好的宣传，但它们并不符合当权者的政治利益。

缺果断改革 无政治决心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指出，苏迪夫星提到的上述5大趋势，正是阻扰大马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问题。

他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说，许多长期存在的差距、结构性经济问题和薄弱环节仍未解决，影响了大马的经济和体制改革，迈向成为先进国和包容性强国家的步伐。

其中包括缺乏进行大胆而果断的经济改革、缺乏充分的治理改革以改善有利的投资环境、缺乏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效率（技术投资）来推动增长、投资更多地集中在物理结构上而非机械设备上，这对于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 

他强调，如果仍没有强大的政治决心来解决上述结构性弱点和障碍，即使政府继续每5年推出一个新的大马计划，大马也将继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大马的政策决策人每次检讨5年一次的大马计划时，都清楚了解上述部分结构性问题，但由于推行政策时出现的缺陷，以及由于在经济改革和采取民粹政策以争取选民支持之间寻求建立一个平衡点时，因为担心引发政治反弹而无法作出改革，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政局不明 过度扶贫

兴业投行研究高级经济学家白文春指出，苏迪夫星提到的上述5大趋势恶化可说是一针见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治持续不明朗及政府过度的扶贫政策。

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扶贫政策，主要透过两大宗旨：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消除按经济功能和地理位置来区分种族）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种族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讨论各族收入不平等，政府仍继续采取扶贫政策的课题。

据早前的报道指出，按照政府的方略，这一扶弱政策的先决条件是维持高经济增长，因为财富/收入再分配的策略，是建立在经济蛋糕的不断扩大之上。

虽然新经济政策在降低贫穷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并提高经济处于弱势的土著/马来族群的经济地位，创造出庞大的马来中产阶级与企业精英。不过，自1990年代初开始，马来西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又开始恶化。

出口贸易长期走下坡

苏迪夫星在进一步讲述上述5大趋势的第一个趋势，即大马经济失去动力时提到，80年代中期原产品价格暴跌后，我国采取的工业化及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政策奏效，大量日本资金进驻，协助我国制造业活动大跃进，出口增长也强劲。

强劲的出口带动国内需求，令大马录得史上最高经济增长，但，这一切在金融风暴后幻灭。

打从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起，我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出口增长及整体贸易皆长期走下坡。（参阅下图）

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比重持续下行，从金融风暴后的30%，于去年跌至约21%。

苏迪夫星说，这或反映大马的国际竞争力转弱，不断流失出口市场。

基于出口与国内消费与投资活动息息相关，当出口持续下跌，国内经济增长将更弱。

他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有助于大马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但也可能加剧国内竞争，伤害本土企业。

白文春指出，大马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政策成功推动私人投资与增长后，却由于熟练员工和专才短缺，无法转型和提升价值链，国内投资也无法在外资开始下跌时填补真空。

投资意愿低难转型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副教授黄锦荣博士指出，大马经济过去20来失去动力已是不争的事实，整整20年，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都非常低。

他说，亚洲金融风暴前，包括购买土地、人力资本等在内的国内商业投资占GDP约40%，到了2009年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执政年代下跌至30%，如今进一步下跌至约20多巴仙。

“我们本应有更多投资用在购买更多机器、培养人才等，但却因为私人投资持续下跌，资源没有获得善用，结果生产力没提升，形成生产力和薪金增长偏低的局面。

“大马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而投资和进出口边走势息息相关，当出口占GDP比率、国内投资占GDP比率等都下跌，研发、广告、设计等无形经济活动的投资下跌，都对大马经济非常不利，因为这些都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

生产力增长疲弱

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出口领域一般被视为比国内领域有更高生产力；但当出口占GDP比重变少，会对整体生产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就是苏迪夫星提到的第二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生产力增长疲弱。

他说，削弱生产力的因素包括：

1. 女性职场参与率偏低（15岁大马在职女性只有51%，相对新加坡和泰国都是约61%，越南73%）

2. 过度依赖廉价外劳，不仅拉低收入，也令经济停滞不前及侵蚀商企投资高增值活动的动力。

3. 教育体制失败，导致大专生技能偏弱，受雇能力偏低。长期失业率低显示大马就业率高，但问题普遍不是高技能和熟练员工。

4. 政府至今未能通过高增值工业，创造高薪工作，大力重组和转型经济。“寄生虫企业”的存在和官联公司深入许多领域，负面影响国家竞争力

5. 公仆规模臃肿及联邦及州政府官僚机构繁多，对经商环境负面影响。

6. 人口日益老化，10年后15%人口是60岁以上乐龄人士，拉低国家未来生产力，难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