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战:江山“亿”改】第5篇（完）

独家报道:林秀芳、黎添华

选举烧钱，但为了江山，哪怕是砸了上亿令吉各大阵营都会承担这笔开支。

然而，更关键的思考是，“江山‘亿’改”下的这笔账，始终还是得由人民来埋单的，如何让这笔开支变得更具意义，这或许还得回到选委会，而身为选民的你和我，原来也能扮演一定的角色。

政治学者黄进发博士认为，现有的竞选开支限额必须增加，净选盟的建议是双倍，即国会议席的提高到40万令吉、州议席20万令吉。

两大漏洞 三大问题

不过，他接受本报访问时提出，审计方面有2个漏洞，必须同时补救。

“其一是政党与第三方的现金、非现金开支，必须包含在内；其二则是选委会必须自动公开所有候选人呈报的竞选账目，以鼓励公众检视与检举，并且对有疑虑者主动审计，从而阻遏候选人虚报。”

他说，现有的竞选开支额度管制也存在三大问题：

一、现有限额并不符现实；

二、它不包含政党和第三方开支，也不计算非现金支出，譬如他人免费提供的行动室或工作人员食物。

三、账目报告不公开，选委会也完全不稽查，以致各方都虚报了事。

黄进发说，参考其他国家相关法律后，较早前多个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草拟一份政治献金法案，并提出两个重大改革，即捐献者和捐献金额应受到限制，以及政府每年给予各政党的辅助金分配。

上述法案是智库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律师公会、净选盟、25马来精英组织（G25）、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经济学者艾蒙特雷斯古密兹博士等个人及公民社会组织所草拟。

“有关法案由政治献金跨党国会群组（APPG）主席兼巴西马国会议员阿末法德里于7月27日，以私人法案形式提呈给国会。”

他表示，草拟的法案针对捐献者和捐献金额的限制，是一个政党只能从同一个人收取5万令吉、同一间公司收取10万令吉，和一个集团收取50万令吉的捐款。

“法案第9-14条也列明，除非只用作政策研究和人才培训用途，政党不得接受外国个人和实体的捐献。外国政府与政府机构的捐献，应完全禁止。”

政党辅助金一石二鸟

黄进发说，其次，在该私人法案的第44-60条提及政党辅助金，分配数额是根据法条做出的计算，即政府每年拨出1亿3000万令吉予各政党。

“其中1亿2000万令吉是根据最新联邦与州选举得票比率分配，另外1000万令吉根据各党国州女性议员分类。”

他指出，选票为基础的拨款分配，四分三分给半岛，八分一分给砂拉越，最后八分一分给沙巴与纳闽。任何政党只要在上述区域的最新联邦或州选举得票跨越2%的门槛，就有资格分配。

“按照2018联邦与各州大选成绩，希盟可得4490万令吉，国阵可得3820万令吉，伊斯兰党1760万令吉，砂拉越政党联盟480万令吉。”

他直言，这拨款有一石二鸟之效，第一、减少政党对私人金主的依赖，第二、选民投票支持政党，票数只要跨越区域得票2%，就会化成拨款利惠政党，这有助于鼓励选民投票，也惠及还无法赢得议席的小党。

视女议员多寡拨款

再来，女性议员人数也可以是拨款的标准，其中，若以2018年的人数计算，希盟将得550万令吉，国阵370万令吉，伊党和民兴党各得40万令吉。

“这将鼓励政党在有胜算的选区提名女性候选人，对于亟需财援的小党尤其有推动力。”

政党竞选费也应被管制

非政府组织行动大马（Tindak Malaysia）董事丹尼斯认同通胀之下应增加竞选开支额度，惟认为管制必须包含政党竞选费用。

他说，目前竞选开支限制仅关注在候选人身上，以致难以执行监督管控竞选开支来源。

“虽然选委会禁止候选人使用未经授权的费用，但这种情况在全国或州选举期间皆无法有效执行，因为竞选活动更多时候以政党为中心。”

他指出，在监督工作上，选举委员会应行使联邦宪法赋予的权力，比如要求所有政府机关向选举委员会提供各种可使用车辆（以及使用此类车辆所需的资源，包括燃料、维修或维护所需的物品），按照选委会指示的方式运送选民。

“若候选人提出要求，选委会应在候选人之间平均分配此类资源。”

他也建议，在选举结果公布后8周内，检察官应准备好根据个人或所有政党提出的选举违例投诉，向选举委员会提交报告，同时清楚列出所违反条例的清单详情，阐明已同意检控的罪行详情及列明未同意检控的原因。

执法不严也是徒然

行动党副主席倪可敏认为，若要避免选举成为一场权钱交易的游戏，选委会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其中除了落实政治献金法外，最关键的还是当局能否严刑峻法，否则，再多投报也是徒然。

他也向选委会喊话，经过2018年政党轮替的经验后，选委会有必要意识到任何阵营都可能执政，因此当局有必要保持公正与独立。

“我有必要做出这番‘提醒’，因为当局的廉正和公信力将是关键。”

选民应认清选票价值

再来，他也希望民众了解自己选票的价值，以及看清选举的真谛，若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长远发展。这样的情况在内陆乡区尤为明显，一些政权往往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现状而刻意不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富裕起来，或让公民意识保留在较低的水平，如此只要给一点眼前的一点利益就会很容易操控选民。

“当贫穷线下的人挣扎求存之际，他们确实会为了一点利益而选择依赖施予‘利益’的一方。”

反观许多大城市的选民，生活较为富裕，且多专业人士，所以不会出现‘依赖症候群’的情况。再来，由于这些人的知识水平高，相对较懂得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

他认为，选举考验的不仅是朝野候选人的道德，或选举机关当局的公正，同时也是在考验人民的智慧，切莫为了利益而典当国家的未来以及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幸福。

结语：天价费用人民买单

每届大选的开支会越来越高，从2013年的4亿令吉，到2018年的5亿令吉，又或早前选委会就来届大选预测的11亿令吉开支，都在在反映选举是一场昂贵的全民运动。

这还只是看得到、算得着的开支，若加上其他摸不着的“隐形开支”或等待着我们的“利息”，选举的实际开支随时会是一笔天文数字。

也因如此，作为选举主体的我们其实更应该积极，且理智地看待大选，如评估朝野阵营的政绩、检视各候选人的竞选手法、监督选委会的公正性，同时更要不时检视自己是否因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与良知。

也唯有这样，选举才不至于变成各方的巨额赌局，更不会沦为贪污腐败、政商勾结的温床。毕竟，在这场天价游戏里，买单的始终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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