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21日讯）国内就业率持续上升是可喜现象，但也别高兴得太早，因“就业率提高并不等于人才留存”。

面对全球高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我国却出现人才外流日益严峻的问题，尽管本地就业率持续上升，但许多高技能人才仍选择往海外发展，而滞后的产业结构，导致本地无法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根据大马统计局数据，去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达70.4%，比前年提升了0.4%，同期失业率则从3.4%降至3.3%，显示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

另一边厢，大马雇主联合会数据显示我国人才流失率持续恶化，去年流失率达5.5%，涉及近200万名劳动力，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3.3%。这现象对本地企业，特别是高技能行业构成了严峻挑战。

有经济学者点出，当前大马面对的问题并非“人才流失阻碍了产业升级”，而是“产业升级滞后导致人才流失”。若产业升级跟不上步伐，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政府受促加快产业转型，在吸引外资之际也需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否则人才流失不仅会拖慢经济增长，还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加剧……

推动产业升级刻不容缓
AI人才需求激增80%

专家指出，当国内产业升级缓慢，缺乏与高端人才能力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时，人才往往选择流向产业更发达、机会更多的地区，以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这直接导致我国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

高端人才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因他们掌握先进技术、创新理念和管理经验。专家认为与其试图阻止人才外流，政府更应着眼于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就业环境，让人才愿意留下。

大马职业培训官协会主席温斯钦指出，随着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对人工智能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网络安全专家和云计算架构师等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激增，增长率达60%至80%。

然而，人才供应远远跟不上需求，特别是在高附加值产业，人才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超传统行业。

他指过去两年，多个关键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增长幅度已超过50%，部分行业甚至更高。

温斯钦举例，半导体行业作为我国关键经济支柱之一，过去两年因全球芯片短缺和供应链调整，对高端工程师、晶圆制造技术员和测试工程师的需求增长超过70%。

此外，环境、社会与监管（ESG ）、碳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人才缺口也在持续扩大，碳会计师、绿色建筑专家和能源管理顾问等岗位的需求在两年内增长超过50%。

温斯钦指出，当前职业培训体系在高科技、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等领域存在供需错配问题，需加快调整以匹配行业发展需求。

转向“需求导向”

他建议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设立行业学院，由企业、大学及培训机构共同设计课程，并通过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为应对高附加值产业的人才短缺，他强调需加强数字化技能、绿色经济、跨学科融合、软技能及国际认证等领域的培训，同时加强师资再培训计划，推动企业导师制及产业实训基地，提升教学质量。

“此外，应该推出技能速成班、微认证课程及企业定制化培训，缩短人才培养周期，提高就业匹配度。只有加快职业培训改革，确保人才培养与全球产业趋势接轨，才能提升大马在高技能领域的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放宽引进人才限制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博士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滞后的产业结构，导致本地无法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试想想，我们从事电气和电子（行业）多年，直到现在才开始走产业升级方向，如芯片制造等领域。然而，当我们想要寻找相关人才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完善和充沛的人才库。

“虽然市场上确实有部分相关人才，但他们的数量并不充足……相关产业尚未发展成熟，导致本地院校没有针对性的课程或研究项目，进而限制了专业人才的培养。

“对于那些对高端技术领域感兴趣的优秀人才，他们往往选择到海外深造，并最终留在当地工作，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人才外流现象。”

至于要如何解决这问题？黄锦荣认为，这需要引进“外部资源”，就像“引进海外的鸡来生蛋”一样。换句话说，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人才引进政策也要同步配合。

目前许多外资企业希望引进国外专业人才，政府则才刚刚开始放宽签证和居留政策，例如让外籍专业人才更容易获得工作签证，并允许其家属一同居留。但在过去，这些便利性并不明显。

“当然，我们在推动跨境商品贸易时，已努力消除各种障碍，同样地，人才跨境流动的障碍也应被移除。只有这样，外资企业才能真正带动全球顶尖人才流入本地。

生活成本低成吸引力

“实际上，吸引这些专业人才并非难事，因为当他们跟随外资企业来到这里时，虽然收入以美元计算，但他们的生活成本却比在日本、美国等高消费地区低得多，这对他们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黄锦荣说，当局要做的第一步，是在引进外资时不仅要关注企业本身，还要同步放宽高技术领域人才的引进限制，确保这些企业能顺利带来专业人才。本地员工为此才能在与全球顶尖人才的共事过程中不断成长，最终实现技术与文化的全面提升。

此外，本地大专院校应更积极与外企合作，推出相关专业课程，例如针对工业设计、产品开发等领域，让学生在毕业后能无缝衔接就业岗位。

“这样一来，外资企业能进行更精准的人才规划，而高校也能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课程设计，确保毕业生具备匹配的技能。”

这体系的建立，能让人才培训不再脱节，直接满足市场需求。换句话说，首先要创造“需求”——即引进外资企业，然后再打造“供给”——即通过大专教育培养相应的人才。

黄锦荣直言，当这种供需循环逐步完善，本地人才库自然会成长壮大，届时我国才会真正解决所谓人才外流的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去讨论如何挽留人才。

薪资比先进国低50%

马来亚大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吴林泰指出，我国科技行业的薪资水平相较于新加坡、澳洲等国普遍低30%至50%。

他说，人才流失不仅会拖慢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中等收入陷阱。高技能人才短缺将降低企业生产力，限制科技与创新产业的发展，阻碍本地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

他以巴西、阿根廷为例，这些国家因高端产业发展受限、人才流失严重，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受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之下，韩国在1990年代通过提高薪资、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成功吸引人才回流并推动经济腾飞，为大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吴林泰指从区域竞争来看，我国薪资水平仍偏低，尤其是在高技能领域。科技行业和制造业薪资远低于新加坡、澳洲、中国和韩国，导致人才流向这些市场。

“新加坡通过‘Tech.Pass’计划吸引全球科技人才，而中国则通过‘千人计划’鼓励高端人才回流，这些政策对大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加强教育与产业结合

吴林泰说，我国的教育体系应与产业界建立更紧密联系，以提高人才培养的精准度，如推动本地大学与国际企业合作，制定符合全球标准的课程，例如人工智能、半导体工程等领域，也可与英特尔、谷歌等企业合作，确保学生技能符合行业需求。

他同时建议扩大企业实习与学徒计划，借鉴德国“双轨制培训”模式，让学生在学习阶段就能获得企业实践经验，提高就业匹配度。政府也可推动AWS、CFA、PMP等全球认可的专业认证，以增强本地人才竞争力。

“德国的双轨制职业培训体系确保毕业生在进入职场前具备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企业对新人的接受度，而日本的产业对接模式可让大学教育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使毕业生更快融入职场。

“（大马）需尽快采取综合性人才政策，确保本地高技能人才得到更具竞争力的薪资、完善的职业发展通道及有吸引力的创业与就业环境。”

建议政府多角度提升人才留存率：

· 提高薪资，尤其是在高技能领域。

· 提供类似跨国公司的职业晋升通道，使本地人才看到清晰的发展前景。

· 优化职场福利，如更具吸引力的远程工作选项、托儿补贴等，以增强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及鼓励科技创业。

· 提供创业基金、免税期等激励措施，吸引科技人才留在国内发展，而非流向新加坡或硅谷。

高附加值岗位不足

ACCIO大数据中心总裁刘哲涵博士指出，就业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才的成功留存。当前的就业增长主要体现在餐饮、零售等行业，而高附加值岗位仍然不足，导致许多高技能人才选择离开。

他说，人才外流不只是薪资问题，还涉及职业发展空间、专业成长环境及行业生态等因素。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国以封装和测试为主，研发环节较为薄弱，导致产业链不完整，难以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

人才供需失衡

“此外，我国产业正处于从中等技术向高技术过渡的阶段，导致人才供需错配。一方面，传统产业升级需要大量人才，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期望与现有岗位质量存在差距，促使他们寻求海外发展机会。”

刘哲涵分析，我国超过85%的企业为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多扮演科技使用者角色，而非科技创新者。即便是成功的科技公司如Grab，其模式也主要是利用现有技术改造产业，而非自主研发新技术。

这种产业结构导致高科技研发类岗位稀缺，进一步加剧人才流失。

“相比之下，新加坡拥有众多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及研发中心，不仅提供高薪，还为人才提供进入欧美市场的职业‘跳板’。而大马在半导体、精密工程等领域的职位数量和深度均有限，相关人才往往到台湾、日本、韩国等地寻求更好的职业机会。”

根据Mercer报告，大马薪资预计年增幅约5%，在东南亚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其中，高科技、能源和共享服务行业提供的薪资具有国际竞争力，而传统行业的薪资增长则较为缓慢。

此外，低端劳动力往往由外籍劳工取代，而非依靠机械化或智能化升级。

技职市场需求错配

刘哲涵坦言，目前我国的职业和科技培训体系与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

他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ABC技术）成为全球高需求领域，但我国在相关人才储备上仍有不足；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则需要大量复合型（T-shape）人才，而不仅是单一技术专才。

“在职场环境方面，我国有多语言及多元文化优势，仍是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的理想选择。尽管生活成本上升，但相较新加坡、香港仍具吸引力。然而，高技能人才仍受到薪资和职业发展机会的影响，倾向于前往薪酬更高的国家如新加坡、澳洲等。”

鼓励政商教育合作

此外，医疗健康、金融科技、教育科技等交叉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亦日益严重，需通过职业培训体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建立更灵活的课程结构，并与产业紧密结合，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市场需求。

刘哲涵说，面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重塑就业市场的趋势，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需协同合作。

他指大马人才机构已启动“未来技能人才理事会（FSTC），系统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人资部也设有基金支持企业培训。然而，中小企业善用这些资源的比例较低，导致资金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可通过政策推动企业与高校合作，设立卓越能力中心，为学生提供深度实习机会，并鼓励企业直接参与教育课程设计。

“教育体系需减少传统填鸭式教学，转向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同时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确保人才持续适应技术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