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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税收占比近10年皆下滑 世行促大马改革财政

独家报道:林秀芳

(吉隆坡11日讯)马来西亚国库收入近10年呈直线下滑走势,如今更落后于中上收入国水平,世界银行提醒政府务必以此为警示及尽速改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让国家陷财困及影响未来发展。

世行在发布的《2023年大马经济审视:潮起释船》报告中指出,根据10年数据显示,大马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大幅下降,明显落后于可比国家,而且税率远低于其他中上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宏观、贸易及投资高级经济学家张有杰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指出,大马财政状况正面临各种挑战,其中之一是税收占GDP比率面临数年来呈下滑趋势,从收入/发展水平来看,其税收占GDP的比率是处于世界低位的水平。

“大马的销售与服务税(SST)非常低,而且个人所得税也相对较低,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整个收入结构偏向公司所得税和石油相关收入,而不是一般增值税(Value-added Tax)和个人所得税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税收来源受局限

他补充,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核心税收来源主要是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

“为此,大马不论与区域或同等竞争伙伴相比,其税收来源明显受到局限,尤其无法通过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取得稳定的收入。”

“反观,大马政府若没有改善财库状况,其将面对财政局限的发挥空间,尤其在面对经济冲击时,将没有能力动用所需资金进行抵御。”

低收入者受惠不多

张有杰补充,除了收入,世行也认为大马无针对性的一揽子补贴措施,也是导致国家收支不平衡的因素,过多资金消耗在无针对性补贴措施上,无法让低收入家庭或赤贫群体受惠更多。

他说,大马的税收和现金福利导致国库面临收支不平衡状况,如今其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了2.4个基点,并在25个中上收入国家排行第14位。

“此外,大马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援助也相对较低,即对B20赤贫群体的援助只有8至13%,反观,中上收入国的赤贫援助则是25%。再者,大马的援助覆盖超过78%人口,这无形稀释了对真正需要援助的贫困人口。”

与公众加强政策沟通

张有杰指出,鉴于之前的经验,大马人容易放大对消费税的负面看法。

为此,政府若要重启消费税,就应加强与公众的政策沟通,让国人了解财政政策改革的必要性,还有消费税(GST)和SST之间的区别。

“同时,也要听取公众意见来解决之前实施消费税遭遇的种种问题,比如需简化退税手续,减少退税所需的时间等。”

“消费税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收入增长和公平的公共支出,同时提供高效稳定的财政资源,为此,在推行期间,也应该伴随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援助,以抵消消费税对他们生活成本的影响。”

他补充,如上所言,如果政府不考虑重启消费税,就需要通过增加其他的税收来增加收入,同样的,就必须考虑有关税收对经济扭曲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所有税收都有其利与弊,重要是人们怎么看待其推行,若政府所启动的消费税不会对低收入家庭带来冲击,那么其可行性自然会被接受。”

国库充裕百姓才有福利

民众需了解国家财库充裕,才可让经济石磨顺畅转动的道理。

张有杰表示,国家财政政策很大程度断定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差异,而财政宽裕的国家可游刃有余地推动各项福利政策,比如保障社会福利和增加社会产能措施等。

“在发达经济体,政府将通过财政政策来抵消约三分之一收入不平等状况,比如透过教育和医疗支出,还有促进社会流动性等来改善市场收入不平等问题。”

他以冠病大流行为例,当时各国皆遭遇经济运作停摆,而且急需庞大资金对抗病毒侵袭,倘若没有充裕的财库,政府将无法展开各种对应方案和刺激措施。

“除了应对紧急危机,政府实际也面临各种挑战,比如人口老化、需提高社会产能等,这些都是需要充裕财库来经营推动社会保健福利及基建发展设施等。”

他说,换言之,渐进式的财政政策非常重要,以便通过提供充足和针对性援助来帮助所需群体。

面对低收入问题

他直言,如今,大马面对低收入问题,也意味其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援助方面的支出均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此,政府需要增加收入,以扩大财政空间来推行扶贫和发展基建设施等支出。

“国家从低收入转向中收入,甚至高收入水平后,其扶贫和基建发展支出通常也会迅速扩大。”

他表示,大马政府的财政改革之路料艰难,为此,其有必要通过沟通宣导,与人民达成有效共识,才能有效让计划获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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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毕业生抢一个高技能工作 世行:大马恐更多人才外流

(吉隆坡14日讯)世界银行宏观、贸易及投资高级经济学家张有杰提醒,我国高技能相关工作岗位的就业不足率正呈上升趋势,政府有必要关注职业不匹配现象,以免人才进一步外流。

当前,高技能工作岗位与毕业生求职需求的比例为1:6,换句话说,每个高技能工作岗位,同时由6名毕业生抢着要做。

他说,尽管我国失业率已回到疫前水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学位持有者面临的就业不足问题。

数据显示,2010年学位持有者的就业不足率为27.2%,而到202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7.3%,或约有200万人受到影响。

“换言之,约20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最终却从事着低技能或中等技能的工作。

“数据也显示,在学位和文凭持有者中,年轻人、女性及发展落后州属的失业率尤其较高。”

张有杰是在世界银行主办的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言论,该报告的主题为“耕耘未来:数字科技助力增强大马农业韧性”。

他指出,尽管教育水平提高,就业不足率反而上升,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未能为这些毕业生创造足够的高技能就业机会。

“数据显示,我国去年仅创造了5万个高技能的就业机会,远不足以满足该年拥有30万名毕业生的需求。这就相当于一个高技能的岗位,却面对着6名毕业生的竞争。”

他强调,如果这一关问题持续下去,肯定将显著降低大马吸引投资者的竞争力,并减缓其生产力及工资的增长。

“作为解决方案,大马必须专注于加强教育机构和行业之间的协调,提高吸引高端投资者的竞争力,以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同时提供终身技能培训计划,确保员工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工业发展。”

达致高收入国只是时间问题

询及令吉汇率是否会影响大马实现高收入国的目标,张有杰表示,尽管汇率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达致高收入国目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如果大马无法在预计的2028年达成目标,也可能会在2030年实现,又或者因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延后。”

他指出,要实现高收入国的目标,大马最重要是需要解决结构改革问题及就业不足的现象等。

“更重要的是,要设定前瞻性的目标,不仅仅追求中高收入水平,而是要持续追求高收入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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