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张燕苹

该如何提升本地业者竞争力？
业者
●优化供应链减少市场单一依赖
●强化科技自主突破供应困境
●建立外资预警系统维护公平竞争
政府
●拟本地产业扶持政策
●设外国投资准入门槛
●拟强制技术转移条款
●定期发外资影响报告
 

（吉隆坡13日讯）本地经济学者认为，外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可为我国带来技术和市场机会，但若本地企业缺乏自主研发和供应链控制力，最终将导致本地企业陷入“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

大马中华总商会（中总）早前发布去年下半年及今年上半年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59%）指相比其他外国投资者，中国企业向大马企业转移技术和知识方面的力度更大。

企业普遍看好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投资、资讯科技及先进材料等领域的投资，预计将为大马经济带来显著收益。

然而许多本地企业在与中企合作时，被认为仅充当零部件供应商，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

本地经济学者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政府和行业协会应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确保本地企业掌握关键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

政府受促通过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本地企业向更高技术层级迈进，如芯片设计、先进制造和智能系统开发，从而提升大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精准产业政策关键

马来亚大学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吴林泰博士说，市场竞争、供应链整合、政策合规性和人才聘用等问题，仍需政府和本地企业共同应对。

他指我国未来应采取更精准的产业政策，确保本地企业能从中国投资中真正获益，同时防止市场垄断和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吴林泰说，尽管中国投资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供应链合作、技术提升和国际市场对接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竞争、技术依赖和政策风险。

“为应对外资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地企业应采取三大策略，即：优化供应链管理、加强本地企业的科技自主权及建立外资风险预警机制。

“本地企业应通过多元化供应链策略，积极开拓东盟、欧美市场，寻找替代供应商，以降低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

他强调，政府应设立外资影响监测体系，定期评估外资特别是中国投资对本地市场的影响，并在必要时调整政策，以保护本地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生存空间。

无论如何，吴林泰指中国在我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AI）、5G技术和绿色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确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

助本地企业提升价值链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去年发布的投资报告，中国对我国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投资额已超过282亿令吉。

这涉及多个关键产业链，例如华为在大马设立人工智能及5G创新中心，推动智能科技发展；长江存储则计划与本地企业合资，在半导体领域展开合作。

吴林泰指出，这些投资不但提升了大马的技术能力，也为本地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提供机会。然而，本地企业是否能真正受益，仍取决于供应链整合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

“许多本地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如代工制造和基础零部件生产，缺乏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政府应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推动本地企业向芯片设计、先进制造和智能系统开发等更高技术层级迈进。”

他认为，本地企业需要更专注于技术转移和本地人才培养：“目前中企的投资往往倾向于自主运营，而非与本地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导致技术转移的效果有限。”

他建议政府在政策谈判中，要求中企在设厂和运营过程中必须设立本地研发中心，培养本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例如，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鼓励外资企业将部分研发职能转移至大马，确保本地企业受益于相关技术。

加强自主研发

拓高科技版图

吴林泰强调，如果本地企业仅依赖中国投资，而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最终可能陷入产业链的低端锁定，难以真正提升竞争力。

“政府应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推动本地企业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进行自主研发，建立技术壁垒，提升市场竞争力。”

他也建议政府通过国家创新基金，支持本地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技术突破，与中企展开公平竞争，而非单纯成为供应链的下游企业。

此外，政府和企业应利用东盟市场优势，与中企共同拓展东盟区域的高科技市场。

“我国可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推动本地企业与中企共同开发东盟市场，增强区域供应链的韧性，提升国际竞争力。”

设监管机制防垄断

针对当前的外资政策是否足以平衡外国尤其是中国投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吴林泰指现有外资政策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中国投资规模扩大，外资带来的市场挤压效应、供应链控制和技术依赖问题逐渐显现，政策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我国目前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少，导致部分行业被外资企业主导，挤压了本地企业的生存空间。”

他建议政府设立外资投资准入门槛，例如要求外资企业在本地投资时，必须与本地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或设定最低本地供应链采购比例（如50%），以确保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

他指政府也可仿效其他国家的做法，要求外资企业向本地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共享部分研发成果或设立本地研发中心。

“例如在高科技行业，政府可设立强制性技术转移条款，要求外资企业在投资项目中，至少40%的技术专利需对本地企业开放，或与本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新技术。

“中企往往依赖强大的供应链和成本优势，使本地企业难以竞争。政府应加强反垄断监管，防止外资企业通过价格倾销排挤本地厂商。”

40%高管须本地人？

他希望政府设立公平竞争法，要求外资企业在本地市场必须遵守本地定价标准，防止恶性竞争。政府也可通过人才发展政策，要求外资企业在本地的高级岗位中，至少40%由本地员工担任，并提供税收奖掖措施，鼓励外资企业主动培养本地人才。

“政府还应设立外资投资影响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外资企业对本地市场的影响。一旦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市场份额超过50%，政府可介入审查并采取措施保护本地企业。

此外，他指政府可定期发布外资影响报告，确保政策透明度，让本地企业能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马企优势在技术而非价格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李志良博士认为，大马无法在价格上与中企竞争，因为我国的优势并不在于价格。

“本地企业的优势在于从欧美国家获得的技术和科技，这使我们的基础非常稳固。”

他说，对半导体产业而言，我国已有自己的生态、封测和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当前的重点是开拓新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长期依赖，同时避免在中国国内与众多本土企业对手直接竞争：“东盟和海湾国家是我国最自然的新半导体市场。”

李志良提到，我国的外资政策已相当开明和完善，但在执行层面应以推动国家产业升级为最终目标，尤其要确保每项外资（不仅限于中资）都能为我国带来技术转移和高科技及技职人才培训。

他表示，尽管资金流入仍然重要，但外资具有高度流动性，仅靠吸引外资未必有利于我国在特定产业领域的长期发展。

填补技术人才缺口

针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如何调整以适应新的就业需求，李志良认为，这需要政府、教育体系和企业的全面配合。

他指高等教育领域应优先培养半导体研发人才，设计专门的半导体课程，才能实现大马培养6万名半导体工程师的目标。

“技职教育也需加强培养半导体产业所需的机器操作人才（即技术员，而非工程师）。在企业层面，政府已为本地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承担费用，以便获得安谋控股（Arm Holdings）的芯片设计系统。

“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接下来就看这些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能否扩大市场，吸引更多工程师加入，推动该设计产业做大做强。”

提升风险管理迎战

面对中国投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李志良认为本地企业需积极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以有效应对外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压力。

他认为，大马企业需要“走出去”，借助政府的方向积极开拓东盟和海湾市场，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模式，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增强市场竞争力。

“企业也应充分利用大马作为东盟主席国和回教世界重要成员的地位，推动与东盟和海湾国家（中东）的经济合作，打造新的市场和供应链。”

三方合作或可行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李志良建议初步的合作模式包括三方分工，即海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大马或东盟提供产业生态和生产基地及中国则可能贡献技术和生产能力。

“未来若合作顺利或达到一定规模，三方或将实现角色转换，例如在海湾国家设立芯片制造厂或集成电路封测厂，或让东盟与海湾国家共同成为销售市场。

“资本、技术与市场的合作模式，将有助于推动大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半导体等高端制造领域，进一步带动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