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央银行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落后于事态发展”的境地，而我们认为这应归咎于其决策过程而非机构设置或人员。

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嘉德在2023年12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透露的那样：“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降息……在加息和降息之间还隔着一整个高原，一整片海滩。”

这个说法不仅怪异，而且无济于事。根据欧洲央行的数据，拉嘉德说这番话时，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六个月年化增长率为2.5%，已经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连续数月下降。

尽管几乎所有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如今都认为货币政策存在限制性，但通胀和经济活动数据的整体属性——硬性和软性、同步性和领先性——理应引发人们对货币政策是否过于限制性的讨论。

不过，拉嘉德的说法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它表明欧洲央行正在将可能降息的时机与上次加息的时机挂钩——也就是参照过去。

这意味着欧洲央行（在没有危机之时）的决策过程不仅过于缓慢，而且过于向后看了。

许多新近事例都支持这一观点。其中一个是最近紧缩周期的延迟启动。欧洲央行到2022年6月才结束资产购买，到2022年7月才开始加息周期。

注重广泛共识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央行出人意料地决定在 2023年9月提高政策利率，而当时通胀率已经快速下降几个月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欧洲央行在2023年12月14日宣布将在2024年下半年，减少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投资组合的再投资，并在年底完全停止。

欧洲央行这一迟缓状况有三个原因：过分注重在理事会内部达成广泛共识，给一些滞后性数据赋予过大权重，还有政策的“内在”持续性。

拉嘉德注重共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前任马里奥·德拉吉任上欧洲央行异常分裂的缺陷，也理应为这种修复分歧而非糊弄了事的做法赢得人们的赞赏。

但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和对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欧洲央行理事会内部对货币政策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

在这种情况下注重共识的决策，将始终以牺牲时效性和有效性为代价。

欧洲央行似乎也降低了预测在其决策中的重要性。但鉴于近年来预测误差较大，这一调整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基于同步指标或过往趋势的“天真”预测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做法。

除非出现明显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迹象（目前还没有），否则工资——尤其是协商后的工资——会是通胀过程中最为滞后的数据之一。

政策措施持久

最后，欧洲央行的政策措施往往非常持久。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和资产购买措施，经常配置有漫长的、因时而变的前瞻性指导，有时甚至会延续数年。

这种政策持续性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是至关重要的——比如2015年推出的最初版本资产购买计划，或起初的一系列非常长期的再融资操作。

但当情况迅速变化时，政策的持续性就需要欧洲央行在因时而变的前瞻性指导和适当的因现状而变的政策制定之间做出权衡。

决策应具前瞻性

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欧洲央行在结构上落后于形势。但幸运的是欧洲央行可以通过三项调整来做出更及时的政策决定。

首要一点是欧洲央行的决策应立足于前瞻性信息。未来固然是不确定的，因此这种方法必然存在一定概率特质。

鉴于欧洲央行的正式宏观经济预测过程较为僵化，如果能纳入某些替代性预测、情境假设，和对未来趋势的定性讨论，将会使其受益匪浅。

欧洲央行已经进行了大量正好符合这一要求的高质量相关性分析。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等人，很早就在2023年3月的欧洲央行观察家会议上，提出了欧元区通胀可能迅速下降的观点。目前，欧洲央行也对通货膨胀趋势进行了适当分类且令人深刻印象的详细分析。

要领导力和灵活度

其次，拉嘉德应根据所达成共识的广度，或上次修订政策的时间，去重新排列时间优先次序。在这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可以相对容易地做出改变。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最近在软化自身对额外加息的立场时，引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言：“当事实发生变化时，我就会改变主意，你呢？”

第三，因时而变的前瞻性指导，应仅限于其优点明显且必不可少的情况下使用。在不确定的时期这种情况很少见。没有什么能阻止欧洲央行做出这种改变。

有时欧洲央行的行动确实非常迅速果断，比如在2020年3月推出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在2022年3月推翻其资产购买的极端前瞻性指引，以及在2022年7月宣布传导保护工具之时。在这些情况下，目的压倒了共识和原本存在的指导。但完全没必要要求在极端状况下也能做出及时决策。

经济前景依然多变，包括全球和欧元区的通胀。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意外出现。不确定的时期需要领导力和灵活性——即使是在不存在直接危机的情况下，也要有意愿和能力去灵活、适当地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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